《围城》是钱锺书的代表作之一，虽然其整体风格带有悲剧意味，但是语言风格却体现出独特的喜剧情调，作者以幽默、辛辣、机智的行文风格消解小说情节的悲剧色彩， 使其体现出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独特的精神内涵，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典范。
一、《围城》的创作背景与内容简介
《围城》创作于20 世纪40 年代，此时大批留学知识分子怀着报国之心归国，纵然才华满腹，却不得不面对勾心斗角的社会环境；当时不仅社会动荡，而且东西方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围城》就创作于这一特殊时期。虽然书中的人物游离于战乱之外， 但是却密切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命运。钱锺书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创作出《围城》， 将婚姻比作“围城”。故事背景为20 世纪20 年代到40 年代，主人公方鸿渐虽出身于乡绅家庭，但性格开放、思维敏捷，与周姓女子订婚，但未婚妻于其上大学期间病故，岳父周先生感动于方鸿渐的悼念书信，便资助其去海外求学。但方鸿渐留学期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买了一个博士学位归国。归国的船上方鸿渐邂逅了同样留学归国的鲍*， 但在感情上完全不是对手；遇到同学苏文纨后，抑郁心情稍有缓解。回到上海后，周先生帮助方鸿渐在银行谋得职位，他又与唐晓芙相识、相恋；抗战初期方鸿渐在朋友赵辛楣的帮助下赴任三闾大学，但却陷入复杂的人际纠纷而无法自拔，后与孙柔嘉订婚，进入婚姻的“围城”。整部作品以方鸿渐的个人遭遇为主线带出众多人物，描绘出当时错综复杂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风貌。《围城》中人物数量多、性格鲜明、故事复杂，较全面地呈现出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作者采用大量辛辣讽刺、诙谐幽默的语言描绘了当时的人间百态。
二、《围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地位
（一）《围城》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接壤之作
《围城》描写了多样的社会风貌，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社会进步与城市发展的矛盾与联系。作为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钱锺书对于人物的描述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因此人物形象、人物与现实的关系往往体现出荒诞不经的特点，人物形象也体现出全新的、独特的审美特征，这种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人物塑造方法使得小说文本体现出深刻的哲理性，而这种描述手法恰恰是现代文学的特点之一。
《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位“反英雄”式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新儒林” 的软肋，作者从最新式学者的角度出发，以一群海外留学生为对象进行文化反省。此外， 钱锺书先生在小说中还从形而上的层面揭露了生活的荒诞，小说中的人物对客观现实充满了矛盾感、游离感，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人生处于茫然的寂寞中，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到荒诞。《围城》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还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二）《围城》中符号化的文学思维
英国有一句古话，即“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婚姻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内的人想逃出来。钱锺书通过《围城》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向读者呈现出一座新旧社会交替的“迷宫”，在这个迷宫中，他笔下的人物与周围的空间紧密相连，他们恰恰也是20 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变化及时代变化的亲历者、见证者，无论是去海外还是回上海， 或者从上海到三闾大学，还是从三闾大学到香港，方鸿渐所到达的每个城市都是他的自由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看似自由，实则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作推手迫使他做出每个决定； 不仅仅是方鸿渐，书中的其他人物，如赵辛楣、苏文纨、李梅亭等，同样也是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做出各种选择，可以说“围城”中的“一砖一瓦”都是作者采用凝练的文学符号、空间符号砌铸而成，《围城》中文学思维的符号化也是作家创作的主要艺术手法。
（三）体现出具体的价值趋向
《围城》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其情节冲突并不激烈，作者也未刻意营造浪漫的氛围，反而是诸多琐碎的情节贯穿整部作品，但是恰恰是这些琐碎的情节描述出了人类普遍存在的困境，读者体会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孤独感，思考自己在“围城”中的现状， 从而产生“生而为人，在尘土飞扬的世界中生活”的精神体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身处“围城”，一直都是盲目的、迷惘的状态， 虽然物理空间上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但是却一直处于精神的“围城”中。这个“围城”不仅仅是指婚姻，更是困住每个人的现代社会，作者在《围城》中用戏谑的语言对此大加讽刺，读者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人生或许就是像方鸿渐一样反复寻梦的过程， 这个过程或许是幸运的，又或者是可怜的，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被社会异化，不应该囿于“围城”之中，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三、《围城》中的语言艺术分析
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应用了大量的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作品语言自成一派， 表达准确、生动，作品也极富生命力。
（一）新奇形象的比喻
准确的比喻可以使表述的事物具体可感， 引发读者的想象，增加文学语言的形象性。好的比喻就像瀑布，本体与喻体之间落差越大，就越壮观。《围城》中就运用了大量精妙的比喻，明喻、暗喻、借喻比比皆是，作者将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关联在一起，显得妙趣横生，无论是人物描写还是阐明事理， 恰如其分的比喻都使得刻画入木三分。首先是明喻。《围城》中的明喻不胜枚举，比如把韩太太的样貌描写为“满脸雀斑像面饼上苍蝇下的粪”，一句话便已点明韩太太不仅相貌不佳，而且性格令人生厌；同样描述相貌， 他形容沈太太则是“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 再比如侯营长的相貌则是“侯营长有个桔皮大鼻子……鼻尖生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 通过“桔皮”“未熟的草莓”，可以想象出侯营长皮肤粗糙的外貌，这样的人多是草莽性格。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明喻手法，化虚为实，增强了作品的语言表现力。其次是暗喻。相比明喻，暗喻能够更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意图，抒发其真情实感。在《围城》中无论是人物的刻画还是故事情节的推进，暗喻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她仿佛跟鸿渐抢一条绳子，尽力各拉一头，绳子迸直欲断的时候，她就凑上几步，这绳子又松软下来”， 在这段描述中，钱锺书就用一条绳子暗喻孙柔嘉与方鸿渐的婚姻关系，绳子就是这段婚姻，抢绳子就是二人吵架时的状态，通过这个比喻读者可以自然而然地想到方鸿渐与孙柔嘉的相处模式：方鸿渐真正生气的时候孙柔嘉的态度是退让的，于是两个人的关系就会有所缓和，婚姻得以持续。这个比喻说明钱锺书非常善于刻画人物形象，能够通过恰如其分的暗喻生动地展现出人物之间的关系， 并为读者留下更多思考的空间。
再比如，作者描述一家卫生条件堪忧的小饭店时写到“这东西跟蚊子臭虫算得小饭店里的岁寒三友……”用形象的比喻体现出污秽的事物，使读者耳目一新。最后是典喻。合理应用典喻可以帮助读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再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卫生条件堪忧的小饭店，他把饭店的桌面比喻为“《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不仅突出了桌子的油腻，而且将《儒林外史》的文学效果移至小说中。
（二）深刻的象征语言
象征是《围城》中的另外一个特色，甚至构成了一个自足的系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主题的象征性。《围城》中将婚姻比喻成一个围城，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围城境地”，《围城》中还有一个“破门”象征，那扇门“好像个进口……引得人进去了， 原来什么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这扇破门就象征人们在希望与痛苦之间所做的挣扎， 也象征着人生的失落与困惑。围城更像是一个寓言，人的本性注定了人生的诸多领域都像围城一样，于是小说的主题升华到了哲学的高度。其次，人物命名的象征性。比如方鸿渐的名字就象征着其人生的不断变化，“渐卦”出自《易经》，其卦象反映了家庭的变化与冲突，即“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 渐者进也”，这也预示着方鸿渐的命运。再比如书中的李梅亭教授，作者将其塑造成一个道德低下、崇洋媚外的形象，更是通过象征性的语言对其大加讽刺。比如李梅亭请人将自己的姓名、头衔翻译为英文，于是其英文名再翻译成中文后，就变成“五月、吵闹、草地教授”，闹了一个大笑话不说，作者又进一步对其进行了讽刺，给予他另一个与中文名称谐音的英文“Mating”，该词暗指李梅亭的道德低下及不检点行为，具有更强的讽刺力度。最后，其他事物的象征，比如老挂钟，方鸿渐父亲在他结婚时送给他的“每点钟只走慢七分”的老式挂钟，这个挂钟每点钟只慢七分，可见其计时不准确，只是摆设， 这就暗示方鸿渐也是徒有其表；老挂钟也是方鸿渐与孙柔嘉婚姻的“丧钟”，方父第一次见孙柔嘉就嫌弃她不懂礼数、没有家教， 再加之二人在香港擅自结婚，方父就送钟， 即为他们的婚姻提前“送终”，于是最后“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了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三）语言的讽刺审美价值
讽刺性小说中，作者写作的核心目的并非嘲弄文化人故作姿态，而是希望展现困在无望中的群体是如何挣扎着自我救赎。钱锺书的写作思路规避了大众的思维模式，他用丑展现美，描写人性中最不堪的一面。《围城》的语言摒弃了惺惺作态的温和调笑，而是裹挟着幽默的外衣探究人处于困境中暴露出来的人性弱点，讽刺人性丑恶，用幽默的语言表现彻底的悲剧。《围城》中一些充满戏剧性的情节都极具讽刺意味，比如李梅亭任职三闾大学时种种吝啬态度就具有讽刺意义， 通过一件件小事，人们可以在他的节俭行为中看到他的绅士面具被一层层剥下来。作者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和真实的态度塑造出一个真实的人物。《围城》中钱锺书先生用极为严肃的笔调叙述一个看似十分正经实际却恰恰相反的人物，这种严肃的文字也充满了讽刺。
四、结语
钱锺书先生文学作品数量不多，《围城》是其仅有的一部长篇小说，但正是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 这部小说也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整部作品语言幽默、辛辣，作者熟练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向读者展示出一幅知识分子被困于生活的“围城”中的群体画像。《围城》的写作语言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突显出文学的艺术性与结构美，赋予了当代文学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