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如何在戏剧中演绎完美的角色，又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活出真实的自我。火仲舫的《花旦》似乎给出了一种答案。在宁夏文学长篇小说中，《花旦》字数相对较多，长达73 万余字，故事情节完整，人物形象生动鲜活，叙述语言朴实通俗， 民俗文化丰富深厚……小说围绕着西北民间艺人“勾魂娃”——齐翠花，以及众多人物的外在形象、内在性格和深层精神品质等方面，以人物间情感交织和人生命运为主线、以秦腔戏剧的传承发展为副线，完成了经典人物的艺术性塑造，更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并发展了秦腔戏剧等传统文化民俗，展现出西北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本文以《花旦》为研究对象，探析作家如何塑造人物艺术形象、讲述个体情感命运，同时试图厘清小说如何借用人物体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特定时代的历史特征和地域文化的意义价值。
一、“虚”“实”激荡下的人物形象
戏剧性体现的是剧作对于人的命运模式的直观构建。戏剧性还指从特定的戏剧手法中体现出来的艺术特性及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戏台之上的吟唱演绎是“虚”，幕后台下的现实生活是“实”。戏剧和现实两者矛盾又互补、对立又统一，双重震荡使人物形象更加多元立体化。戏剧和现实共同塑造着齐翠花的人物形象，实现了小说戏剧化和戏剧小说化的有机交互。同时，虚和实、明与暗两条叙述线索也有效地避免了人物形象的扁平化和脸谱僵化。
主角齐翠花的形象也贯穿小说《花旦》的开篇和结局，具有多面性和多层次性。在故事的开始，她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坤伶、戏班的台柱子。外形上，貌美如花，嗓音独特， 天生条件优势突出，唱功扎实，演技娴熟， 最可贵的是她那颗热爱唱戏的赤诚之心。为了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不怕困难、不惧艰辛的顽强意志更加打动人心，但也正是因为她动人的外貌和突出的能力，戏班的班头也把她当作招揽听客的赚钱工具，受到兵痞、地头蛇的骚扰，土匪也费尽心思、用尽手段抢她做“压寨夫人”……戏剧性的遭遇使其备受折磨，但在经历人生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后，她仍然与命运不断抗争。
齐翠花人生的苦与乐似乎都与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刘家戏班吃苦耐劳，虽然被老师嫌弃是女性，不愿意教她唱戏，但“我从小性子倔，你越瞧不起我，我就越要争气。”在幕后一字一句、一板一眼偷偷地学习。随着名气逐渐升高，她开始了第一段短暂的婚姻，生下儿子红星。名角的身份不仅给齐翠花带来声誉和名望，也遭到别人嫉妒。在王家戏班演戏时，有心之人利用剧情把齐翠花打到流血。乔叶儿出于嫉妒，教人用话语羞辱她。故事中段，齐翠花被陷害折磨， 而后第二次婚姻破裂。多年后，齐翠花得到重新登台唱戏的机会，再次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多番人生波折，凸显出齐翠花与戏剧的离合爱恨。
齐翠花不仅仅是她自己，更是众多戏曲艺人的集合体，却也是相对独特的个性化人物。褪去戏剧给她的荣光，齐翠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也有着普通人的不完美， 正是这些不完美，更显人物的真实感。
戏剧在齐翠花的血液里流淌，早已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离开了戏剧，齐翠花这一人物也将不再完整。戏剧作为经典传统文化之一，经过传统和现代的交融碰撞、岁月的打磨后闪烁着更加璀璨的光辉。《花旦》虽然对秦腔戏剧表演有着大量铺陈，却毫无刻意而为之的写作痕迹，沉郁顿挫又积极昂扬地表现出秦腔戏剧的艺术魅力。
二、叙述手法和方言俗语外显人物形象
杨义提出“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合着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这篇作品最大的意义之所在。它超越了具体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含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文化以及艺术的理解。” 《花旦》分上中下三卷，共六十章，火仲舫运用了非单一时间性叙事方式来展现人物图像。例如齐翠花与红富贵相遇时，齐翠花在对方的关心询问下讲述之前的经历。以此交代人物的身世背景，将时间向前拉长，更具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纵深感。对于叙事来说，人物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简单说来，叙事是作者通过讲故事把生活的本质和意义传达给受众。这里所说的生活本质和意义是作者基于亲身体验对生活的个性化理解。
《花旦》以白描为主，结合插叙、倒叙和议论等多重叙述手法，从外貌描写、细节刻画和心理描写等方式塑造人物。小说开头借红富贵的视角和语气对齐翠花进行了细致的外貌描写，“当他抬头的一刹那，发现了一张漂亮的面孔，那张鹅蛋形面孔白皙而清瘦，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使它平添了几许妩媚。头上的围巾在脖子上十字交叉地缠向后颈， 裹在呢子大衣领子里边”。齐翠花不甘心在深山沟当一辈子农妇，想要展现自我。在戏班后台化妆室精心装扮，从形象上吸引观众， 作者对人物动作进行细节描写。“她兑好了底色，多放了一点红油彩……眼窝的红色也由浓到淡地向面颊扩散……底色打好了，她就弹上敷粉……她闭目养神，等待敷粉渗进油彩里。过了一会儿，她拿起刷子刷那浮在脸面上的敷粉。”时隔多年再次得到上台演出机会的时候，齐翠花产生了不甘放弃唱戏又自我怀疑的矛盾心理。“齐翠花心情是复杂的，她渴望上台演戏，施展自己的才华， 可她如今在戏台上的空间多么有限呀。”时而设置多重悬念，带动读者的情绪。设置外部视角的人物旁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故事情节发展的流畅度。
在叙述方式具有多变性的特征之外，方言俗语的运用也为小说增添了一些可读性和趣味性。方言俗语是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生产生活习惯方式、交际行为的外在表现方式之一。小说的地域特色最主要的呈现方式就是在文本中使用大量方言俗语。作家自觉或非自觉地运用方言书写是外化人物形象主要的方式之一，每个人物的语言习惯和交流方式都是不同的，原汁原味的地方性语言和人物形象贴合得更紧密、自然。适时地运用方言能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逼真、生动传神。
石舒清在《花旦》序言中写道：“大量方言俚语的运用也是一大特色，像‘泼烦’‘扯心’‘松活’‘瓤欠’‘跌死拌活’‘嚼牙碴’等等，都是极具滋味和表现力的，有着普通话远远不能替代的功效……但这也是一步险棋，需要知己知彼，需要找一根适当的弦把自己的意思充分地递传过去。”在小说中，齐翠花得知是杨红梅把红星拉下水时说道：“咱们还没有找她算账哩，她却一遍又一遍找咱们的落怜哩，这一回她再胡搅和， 看我不给她颜色看。”这里的“落怜”指问题、岔子的意思。“胡搅和”指“故意捣乱、无理搅缠”。这句话不仅表现出齐翠花担心儿子红星的安危，还表现出她爱憎分明的性格特点。在运用方言词语的基础之上，火仲舫进一步将丰富的俚语、歇后语等元素巧妙地融入人物对话之中。
方言词汇除增加语言的生动性和表现力之外，还具有语言陌生化的审美效果。方言穿插在小说中给读者造成一些阅读障碍的同时，也让读者体验到了语言上的差异感和新鲜感。在小说中方言除了突出人物性格特征， 更能增强作品的地域文化意义。
三、民俗事项内化人物心理
外部形象需要内部心理的支撑，通过民俗事项等活动表现人物的文化心理是《花旦》的重要特色之一。“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包含“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火仲舫塑造了置身于浓郁民俗氛围之中的人物形象，深入揭示了这些人物身上所蕴含的民俗观念与文化基因。相较于其他元素，他更加注重生活与艺术的本质，将文学创作与真实的生活体验紧密结合，通过一系列民俗事件及活动的叙述，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齐翠花在和红富贵结婚时送婚书、押箱钱、点长命灯等。生下孩子之后，要请阴阳给孩子起名字。小孩子还没满岁时要挎锁锁、压岁岁、拜干亲、写止哭帖子、抽保状……在一些重要节日时，要祈雨、送灶神、端午节点高高山、绑花绳、抹雄黄等。
在文学创作中，若要深刻描绘人情、人性， 并探索个性的本质及人物的命运，则必然无法脱离对风土人情的细致描写。人既是民俗的创造者，也是民俗的承载者，民俗更为直接且深刻地成为塑造人物性格和影响人物行动的必然因素。因此，民俗不仅为刻画人物性格、展现民俗特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还为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情节创设了生动的环境。《花旦》没有为了介绍民俗而简单堆砌民俗，而是将民俗和人物、情节等结合在一起， 毫无突兀、违和之感。民俗不仅展现了文化特色，对小说的人物塑造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作家有意识地深入挖掘并恰当运用民俗元素， 从而使得齐翠花这一人物形象具备了深厚的内涵与独特的深度。
文学作品的核心在于人物塑造，而反映社会生活则是作家创作的首要任务与重心所在。民俗文化的存在价值，首要之务在于人的参与。描绘风俗，实则为了刻画人物，火仲舫在此方面有着精准的把握，他深刻理解并运用了民俗描写与人物塑造之间的紧密联系。
人置身于民俗的氛围之中，民俗与人情紧密相连，无人能脱离民俗的约束。个人的经历、性格的形成，均受到民俗的深刻影响。社会风俗的描绘与人物刻画、情节推进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情景交融的风俗画卷，为作品增添了迷人的艺术魅力。民俗中蕴含着更多、更直接地塑造人物性格并驱动人物行动的必然因素。人物的性格与灵魂，既具有独特性，又折射出民族文化的个性。
火仲舫的小说通过将民俗艺术化，成功地塑造了鲜明且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复杂多维的人物性格，还将人物及其活动环境的审美思考引向历史深处的民俗文化传承之中，从而丰富了美学内涵，并深化了其意蕴。人物作为小说的核心，是时代特征的集中展现，对典型人物的深刻描绘，彰显了作家的现实关怀与对时代影响的深刻洞察。
四、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和意义
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前，火仲舫很早就接触到戏剧表演和剧本创作，对于中国传统戏曲中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及其展现的强大民族精神力量，他有着深刻的体悟，他不仅将戏曲的审美元素融入小说创作之中，也借此传达了戏曲的文化价值。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火仲舫在创作中展现出的文化意识与责任担当。《花旦》一书的深刻内涵，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对传统文化的深切关注。小说中，作者通过描绘人物命运的起伏波折，勾勒出了秦腔的变迁轨迹及其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困境。齐翠花这一角色，既见证了秦腔的艺术魅力与无限潜力，也深刻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珍贵价值。面对历史潮流的冲击，齐翠花没有选择妥协与退让，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是戏剧赋予了她新生的力量。
“文学艺术是人的精神性生活活动。” 秦腔文化与火仲舫的小说创作紧密相连，蕴含着深厚的美学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索与挖掘。
齐翠花的人物形象如同一棵树，从民间文化的土壤中汲取养分。反之，齐翠花这一人物的成功塑造使其足以囊括小说文本蕴含的多重艺术价值，也是火仲舫通过小说及其人物观照现实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有力佐证。从更深刻的精神层面，齐翠花的形象还蕴藏着不畏艰苦的乐观顽强和积极向上的生命力，留存着华夏民族的优良品质。齐翠花形象的多面性和多元化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生活、民间文化、民族精神等哲学思辨性的认识与反思，既是火仲舫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文学成就，也是他通过作品表现人文关怀和理性哲思的一次突破性试炼。
五、结语
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不仅是作家主观塑造的结果，更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齐翠花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使每个人物自身的人生经历更加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交叉错综的人物关系也让整体故事情节更加严密紧凑， 进一步展现宁夏西海固地区秦腔戏剧和多种民俗的艺术魅力，映射出西北地区社会现实的发展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变迁。从社会大背景回归到大众，生生不息、自强独立的民族精神指引着无数个“齐翠花”自觉地保护并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赋予了小说文本和人物形象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