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赋》辞藻华美，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占据特殊地位，文章的写作语言、思想内容与陶渊明其他作品的风格大相径庭。本文将从《闲情赋》的创作背景及艺术手法、创作意图、文学评价立场三个方面，对文章中的情礼关系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展现《闲情赋》的文学价值。

一、创作背景及艺术手法分析

   （一）创作背景

   受学者所处时代和学术立场不同的影响， 关于《闲情赋》创作背景的说法也并未统一。从情感表达看，一说《闲情赋》是陶渊明壮年闲居时的作品，一说是他悼念亡妻的伤怀之作，一说是他淡泊已久的感情喷发。从创作手法看，一说《闲情赋》与《感士不遇赋》互为述怀之作，其引先人之文而颇示己志的笔法与其《感士不遇赋》极为相似，前者以张衡和蔡邕为引，后者则以董仲舒和司马迁为例，前者“憩遥情于八遐”与后者“谢良价于朝市”互相映衬。

   （二）艺术手法

   从语言上看，《闲情赋》继承汉赋格律， 骈散结合，极具韵律美和灵活性。陶渊明以细腻的语言抒发感情，整体结构精巧，自然地引出“十愿十悲”。在意象选取和意境创设上，《闲情赋》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十愿十悲”部分，陶渊明以衣领、眉黛、草席、素履等元素，将对美人的渴慕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环境渲染上，《闲情赋》通过对自然环境的细致描写烘托气氛，再从对美人所处环境的描摹延伸到对自我所处环境的刻画， 以“瞻夕阳”到“月媚景”的时间变换，融情于景，侧面表现了自己求之不得、夜不能寐的心境。陶渊明对居所周围环境的刻画， 如“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一句，从人物服饰相关细节入手，通过夜晚这一时间段进一步渲染出静谧又哀怨的氛围。在对庭院场景的描绘中，以“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 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一句，充分利用光影的变化展现变幻不定的情境。这些环境描写不仅增添了作品的美感，更巧妙地衬托出主人公微妙且复杂的情感。

   在形象塑造上，描写美人的辞赋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杨修、王粲等人对神女进行描写的《神女赋》一类，二是针对现实女性创作的《定情赋》《止欲赋》一类，《闲情赋》一文正属于第二类。美人形象曾寄寓了屈原的美政思想，而在曹魏文学中，作者又以美人华美的服饰和高洁的品性流露出劝谏守礼的意蕴，如《洛神赋》中“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闲情赋》以夸张的浪漫主义笔法使得美人兼具容貌与品性双重美感，例如，辞赋中以“幽兰”“鸣玉”的配饰与屈原“香草美人”的描绘相映衬， 表达出女主人公美好的德行，同时寄托了历代文人对高洁人格和美好理想的追求。对美人动作与神态的细节描写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仿佛此人近在眼前，同时，“仙”与“凡” 交织的朦胧美也为作者的感情变化奠定了基调。《闲情赋》的情感并没有停留在对美人一味地倾慕上，而是在求之不得的过程中由彷徨到怅然无奈再到以梦相托的释怀，这符合真情流露的自然心理过程，而对于其是否有“发情止礼”的意蕴，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结合主旨进一步讨论。

   从行文脉络看，由最开始对佳人容姿的远观到将镜头拉近，对褰帏正坐的心爱之人进行细节描写，借此抒发陶渊明内心对美人妩媚仪态的喜爱之情。同时，又由外在的情态描写转而刻画内在的人物心理，从“惧冒礼”到“恐他人”真实地表现了作者的彷徨、纠结，将直言表白却又担忧为佳人所厌、想要安心等待时机却又恐他人先行的矛盾心理展露无遗。此处不仅表现出作者对人物心理细腻且真实的描写，也体现了文章谋篇的渐进性。全文以个人情感的逐步抒发为线，从邂逅倾心到热烈的追求再到无奈的压抑，“十愿十悲”作为情感爆发的高潮部分，在愿与悲的交替变化中更显现诗人情感的强烈，可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得到了一个充满遗憾的结局，只能“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作者的心境在“十愿十悲”处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情绪也逐步走向低落，作者在反思中产生了怅惘迷茫的情绪。此时的悲苦并不仅仅是爱情之悲，更是作者对时光易逝和前路迷惘的感伤。结尾处借先秦之歌以明志，《诗经》中的《野有蔓草》篇本是对男女欢会的描写，而作者则用“尤”字表达了对这种欢会行为的否定，《召南》部分内容相对雅正， 因此作者要诵《召南》之歌，表明自己要遵循雅正之道，克制情感，回归闲正的心境。

二、创作意图分析

   正是这样一篇文辞雅丽的词赋，却引发了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对其的消极评价， 他认为这是陶渊明众多“白璧”中的“微瑕”， 并以此类比，给出了“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 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 的评价。“劝百讽一”是司马迁所著《史记》中扬雄之言，他认为汉赋文辞靡丽，极尽铺排， 原本规劝正道的言辞反不及奢靡之词，助长了帝王的挥霍心理，等到曲终时再奏出雅正的音乐，于事无补，而萧统甚至认为此赋连“讽一”的标准都未达到，这无疑与陶渊明在开篇就表明的“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主题相冲突，并且萧统虽对诸如此类“劝百讽一”的作品持否定态度，但又在《文选》中收录了不少如《上林赋》这样极尽渲染宫室之华丽的汉赋作品，并对上文提到的美人赋的滥觞《神女赋》也进行了收录，却没有收录《闲情赋》。在此赋的主旨立意上， 历代读者都有不同的阐释和解读，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此赋并无寄托，是作者追求爱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是为“爱情说”； 另一派则认为此诗上承“美政”“美人”之寓意，有讽谏寄托之意，是为“比兴说”。相比之下，前者更侧重于情，后者更侧重于礼。萧统的“卒无讽谏”论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但他又对陶渊明情感的流露持否定态度， 觉得这有违其隐者的高洁品性，有人则认为《闲情赋》纯真率性的表达恰恰体现了陶渊明情感的真挚，正是他隐士理想追求的佐证。这就使得《闲情赋》的主旨争议集中在了两个矛盾点上，一是其讽谏之意是否存在，二是其情感流露是否合理，笔者认为，从情礼关系而言，这两者并非讽谏强则情感弱、感情真则寄托无的单线程关系。

   在文学创作中，活跃的思维能够为创作者提供灵感，将外界事物投射到作者内心， 促使其寻找“情”的来源。但同时也要避免情思过度活跃，要尽量达到虚静的状态，保持内心的专一和宁静，保证“礼”的节制。陶渊明在创作《闲情赋》时心境澄澈，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他热烈的情感。鲁迅指出陶渊明也有“摩登”的一面：“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鲁迅肯定《闲情赋》的主旨是陶渊明创作初衷的一种回归。当然，讽谏之意的有无可以作为文学政治性的评判依据，但不应是衡量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发乎情，止乎礼”， 符合儒家思想道德观念，陶渊明此赋被赋予“讽谏”的含义具有一定社会原因。同时， 陶渊明以《野有蔓草》《召南》作结，把对情爱的思虑归于闲正，最终将“瑰逸”的令姿终止于礼数，实质上是对“闲情”的一种否定。从当今的文学审美角度来看，“显瑰逸发乎情，守闲正止乎礼”，陶渊明用华美的辞赋表达对爱情的渴望和向往，使情感脱离了“俗”，并逐步发展为清新自然的“雅”。陶渊明也曾多次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真情， “僮仆欢迎，稚子候门”蕴含着对家的向往， 与本文所表之意并无差别，但是，受制于时代的“樊笼”，守礼与修礼压抑着人们的自然感情，或者说，作者所处时代的“闲正” 曲解了礼的本意，是对情感的一种束缚。就传统观念而言，“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古已有之，但抑情的礼制和止欲的礼节却从未存在明显的界限。所谓“发情止礼”， 更多的是止于礼节，是作者内心修养和情感坚守的外在表现，而礼制对人情感的束缚和制约则相对较少。在这一点上，陶渊明的主观创作意图和实际创作效果之间呈现出一定差距，礼的含义也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中不断发生改变。

三、文学评价立场分析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写道：“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山水的全貌无法被观者见到，文章批评也是如此， 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但又难以参透其中的全部奥妙。由此看来，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品评难免受时代立场、个人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关于情礼界定及关系分析的问题也与此相似，每个人心中都有对情感的不同界定，如果想明确《闲情赋》的情礼比重，那么就需要找到陶渊明心中礼的明确边界。正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其致一也”，贯通古今的伤怀之情是历代文人所共有的，“虽世殊事异”却也能使今人与先贤产生共鸣，但更多的“后之览者”，往往有着和先人不同的自我感怀，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不同也是对前代文本的创新解读。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是其艺术特质的体现， 对诗文的品评离不开品评者自身的审美观， 这是情和礼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特质不仅脱离了文学作品的题材，甚至超脱了它的表达媒介——语言，而成了一种文学的“诗化”， 与这种审美特质共生的是每位品评者独一无二的“文学审美场”，就像“语义场”和“电磁场”一样，“场”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 它反映了事物整体的联系，在这样的联系中， 真挚的感情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而礼是情的边界，也是“场”的边界，是情得以抒发的重要保障，如果要缩小这个边界以达到抑情的目的，那么情也就失去了它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在文本的构成与接受上，文学审美场作用于礼，它既对情进行还原，又能对其进行创造。文学审美场具有非静止的特点， 它有着较强的时代性和语境适应性，是连接文学作品、读者、作者的桥梁。在《闲情赋》中， 陶渊明主观的情志压倒了客观的内容， 其本身创作的异质性决定了作品情礼关系的复杂性，陶渊明最初创作的真实意图仍然有待考证，但从个人的文学审美场出发，对此赋的不同解读有利于文学批评的多元化发展。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因审美主体的不同而存在不确定性，情礼关系也建立在读者独特的文学审美场之上。在辞赋乃至文学创作中， 作者的感情倾注是读者文学审美场的重要影响因素，即黑格尔所认为的“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艺术作品才成其为艺术作品”，此处的心灵更多指个体精神上的思考，同样也是感情的真实流露， 这并非品评文学价值的绝对化标准，但其在文学审美场中则起到了主导作用，而礼的边界限制则相对被弱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闲情赋》一文言辞雅丽， 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丰富的艺术特色，就主旨而言，无论是“爱情说”还是“比兴说”， 都是陶渊明自我感情的真实流露。礼固然是影响文学创作的关键因素，但作品的价值不应以是否止乎礼来评判，发乎情是人之本性， 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核心要素，真挚的情感不应该受到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