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 这一见解揭示了宋代诗歌创作中书本知识与现实体验之间的关系。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代表着宋诗的“出走”。其“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学主张，强调通过对前人文本的创新创造实现艺术突破。这种创作方式展现了宋代文人在面对唐诗艺术高峰时的创新努力，也体现了宋诗对学问化、理性化的追求。然而，过度依赖书本的创作模式，虽在技巧上达到了精妙的境界，却难免与现实生活产生距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陆游等中兴诗人所代表的宋诗的“回归”。陆游早年师法江西诗派，中年在南郑从军的经历使其诗风发生根本转变。他将创作视野转向现实生活， 以亲身经历为灵感，写下大量表现家国情怀和民生疾苦的诗篇。这种从“藻绘”到“现实” 的转变，不仅是诗人个人的艺术突破，而且标志着宋代诗人创作重心的转移。
黄庭坚与陆游的创作理念，表现了宋代诗人在处理传统继承与现实关怀时的不同取向。前者通过对文本的创造性转化开辟新境， 后者则以生活体验赋予诗歌新的生命力，二者均为宋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宋诗的“出走”与“回归”：文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出走：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论
黄庭坚是宋诗史上最有特色的代表诗人之一，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在诗史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诗歌理论所确立的，其诗论被视为江西诗派的主要创作纲领，影响深远。其诗化用经史、诗词歌赋成句，借鉴前人立意境界进行创新创造，即“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论：“诗意无穷， 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少陵、渊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 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古人之为文章，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强调充分汲取古人文学创作的智慧， 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论， 前者着眼于语言，后者立足于诗意，侧重点虽有不同，但都强调在学习、借鉴和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黄庭坚这一诗论的提出， 反映了宋代文人面对唐诗艺术高峰时的创新焦虑与突围策略。在唐诗已臻于完美的背景下，宋代文人必须另辟蹊径，不仅要博览群书、熟稔经典，还要具备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创新创造能力。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黄庭坚的诗论既是对前人创作经验的总结提炼， 也是对宋代诗歌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体现了宋代文人在文学创作上的自觉意识和创新精神。
（二）回归：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兴四大诗人”的创作
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有《剑南诗稿》等作品。他的大部分作品风格悲愤激昂，但也有闲适细腻、描写日常生活的诗句。《唐宋诗醇》卷四十二云：“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 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荡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为咏歌，以寄其意。”陆游的生活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四十五岁之前，他在朝中做官，后因官场纷争而被罢官归家； 二是四十五岁从军至六十五岁被罢官归家； 三是六十六岁后在山阴农村闲居的日子。其中，其诗风的转折发生在“四十从戎驻南郑” 之时。“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 是他处于抗金前线南郑时，受到紧张的军营生活的启发，领悟到诗歌创作不应再局限于向江西诗派学习，为了表达自身建功立业、忧国忧民的炽热情感，似乎应选择更激昂的风格。在这之后，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由“藻绘”到着眼于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
这种变化表明刘克庄对他的评价“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并不全面。陆游在向多名良师学习的过程中，其作品的题材和风格不断变化，不能仅凭某个阶段的某几首诗就认为陆游工于模仿、用典。陆诗在良师的影响下慢慢成熟，并突发觉悟，极力摆脱自身以前诗歌创作时的桎梏，正如钱锺书所说， 他努力“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走进生活，“回归”世界。
如今称陆游的诗歌为宋诗的“回归”， 正是看到了其在中老年时诗风的转变，由模仿古人、注重辞藻到着眼于现实生活、描写家国情怀与民生疾苦。陆游诗风的变化，既是对个人创作路径的纠正，也是宋代诗歌乃至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次“回归”。陆游晚年的作品，充满了对生活的洞察，为宋代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深刻的内涵。
三、宋诗的“出走”与“回归”：历史的必然性解析
（一）黄诗“点铁成金”诗论溯源
文学观点的提出和发展与特定的时代因素和文化背景紧密相关。经过唐五代政权的更迭，宋初文坛百废待兴，在此种文化背景下，为革除晚唐五代柔弱绮丽的文风，从宋初到宋中叶几十年间，柳开、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不断探索，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观念和理论。宋代诗人并非一味地学古，而是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共同求新求变。王安石就曾发出“世间好语言， 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 的感叹。苏轼面对北宋诗坛，也感慨道“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 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因此，他指出“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黄庭坚在此背景下步入诗坛，沿着前人的道路继续深入探索，提出具体可行的诗歌创作策略，开创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新面貌。
（二）陆游等中兴诗人的诗风成因
与黄庭坚等人不同，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兴诗人成长于烽火连天的历史时期。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失去半壁江山，山河破碎的动荡时势为诗人提供了完全不同于北宋的创作环境。钱锺书在分析陆游诗歌时曾指出： “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这种深沉的爱国情怀， 正是时代打在诗人身上的鲜明烙印。黄庭坚大多沉浸在书斋进行创作，陆游则亲身经历了战乱流离、目睹了民生疾苦，他的诗歌自然地表现出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更为真切的情感体验。
此外，中兴诗人较早地感受到了诗坛风气的转变。吕本中提出的“活法说”，即“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 对这一代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理论主张打破了江西诗派过分强调“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传统，为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钱锺书在评价杨万里时指出：“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这种创作态度正是“活法说”的生动体现，标志着诗坛风气从江西诗派的书卷气向灵活多变的方向转变。
四、宋诗发展路径的现代启示与时代价值
关于钱锺书“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这一观点，学界已有不少讨论。王水照认为钱锺书此论切中江西诗派末流之弊， 但需注意他并非全盘否定读书对作诗的作用， 他认为钱锺书的观点是辩证的，具有一定的严谨性，江西诗派早期的创作实践并非完全脱离现实，而是强调书本要与现实体验相结合。以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为例，“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等句，仍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元符三年（1100 年），黄庭坚结束了在黔州、戎州长达六年的贬谪生活，遇赦东归。途经岳阳时， 他登上著名的岳阳楼，远眺洞庭湖中的君山， 写下了这组流传千古的诗作。
对于陆游的诗歌，袁行霈如是评价：“陆游还善于从各种生活情景中发现诗材，无论是高山大川还是草木虫鱼，无论是农村的平凡生活还是书斋的闲情逸趣，他都有细致入微的描绘。”例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句，真实游历的体验是阅读书本无法替代的，诗中描绘的峰回路转、豁然开朗的景象，既是对浙东丘陵地带自然风光的真实写照，也暗喻了诗人人生境遇的转折。
然而，部分学者对钱锺书的这一观点有不同解读。例如，刘宁认为钱锺书强调接触现实的重要性，但宋代诗歌的魅力恰恰在于“书本”与“现实”的复杂互动。整合前人对钱锺书观点的评价，可以发现学界普遍认同钱锺书这一观点对指出江西诗派末流弊端的价值，但也注意到宋代诗歌与现实的联系具有复杂性。因此，在当今时代想要分析“出走”和“回归”的辩证关系，要对钱锺书这一理论有更深刻的认识。
通过阅读黄庭坚和陆游的诗作、梳理宋代诗歌发展的大致脉络，不难发现宋诗发展历程中“出走”与“回归”的辩证关系，折射出我国古代诗歌在传统与创新之间的选择。黄庭坚与陆游的创作理念看似对立，实则体现了文学发展不同阶段的必然选择。无论是黄庭坚的书斋锤炼还是陆游的现实抒写，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艺术回应。
黄庭坚的诗论为宋诗搭建了一座诗风革新的桥梁，陆游等人的创作则为这座桥梁重新加固，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充分体现了文学发展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黄庭坚的“出走”是宋代文人在唐诗高峰面前的必然选择，陆游的“回归”则是在动荡时势下的自然决定，二者都是我国诗歌传统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创新发展。宋诗的“出走”与“回归”最终殊途同归，共同丰富了诗歌艺术的可能性，并为后世文学如何处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提供了借鉴。
五、结语
宋诗的“出走”与“回归”呈现了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理论，表现了对诗歌传统的深度挖掘与创新转化。这种以文本为中心的创作方式，既展现了宋代文人的学问修养，也反映了宋代文人面对唐诗高峰时的艺术思考。从书斋到战场，从典故到现实，这种转变为诗歌重新注入了真挚的情感和鲜活的生命力。钱锺书所强调“山程水驿”中的诗思，在陆游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黄庭坚与陆游的创作实践构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前者通过对传统的创新创造拓展了诗歌的艺术可能，后者则以现实体验赋予诗歌新的内涵。这种互动关系表明，真正的诗歌创新既需要深厚的学问积淀，也离不开真切的生活体验。钱锺书对宋诗的评析，为理解这一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他既肯定了江西诗派在诗歌艺术技巧上的成就，也强调陆游等人回归现实的价值。这种平衡的视角，对于思考文学创作中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