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四年的春天，我在父亲的磨坊里，听着雪花和谷壳的碰撞，快乐得像鲁西平原上的一阵风。父亲在磨坊里一圈一圈走着，我就在磨坊外一圈一圈转着，自打我出生起，父亲的身影就和那磨盘紧紧地连在一起，似乎脱离了这个圈，父亲便再不知道前往何处了……

    “奶奶，你们那时候，磨坊做出来的是馒头吗？”摆弄着手里的相机，出声询问，我看着黑洞洞的镜头，思绪也慢慢拉回。

    “呵呵，那时候哪有馒头啊，能吃上带麸皮的麦子就乐得跟过年一样了。”

    浩辰是我的孙子，还在读大学，他们老师给布置了作业，他说要采访采访我这个老太太，给我剪出一部纪录片，问的全是抗战那会儿的事儿。那会儿的事儿啊，不提还好，一提啊，那座磨坊就在我眼前晃，跟着磨坊一起晃的，还有我父亲那身儿灰不溜秋的衣裳，你说，他染什么颜色不好，非得是灰色，唉，也就得是灰色……

    一九四四啊，那是抗日的艰年，我已经长到四五岁大，春天还没来的那一阵儿，总听人说隔壁哪个村被扫荡了，还有哪个村全村都逃难跑了。我们孟家村穷，世世代代都在这扎根，也不知道往哪跑，但可能就是因为穷吧，鬼子那身黄衣服，我们一次也没见过。不过，最近消息传得紧了，村长也跟着紧张起来，组织起民兵连，每家都出个男人，轮流值夜班放哨，鬼子一来就立马通知大家。这么一准备啊，大家也紧张起来，那种战栗的感觉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生了根。

    我当时多小啊，一点儿不懂得害怕，父亲赶着驴，围着石磨转圈，我也跑到一边跟着转圈。我至今都记得那天，都打春半个月了，竟然下了场雪，我在雪里跳啊，转啊，向来严肃的父亲也笑弯了眼。他说：“下吧，下吧，正好给八路军的粮食，一会儿就磨完了。”我看着父亲高兴的样子，他已经起早贪黑磨了四五天了，磨好的粮食不似往常一样，放到里间屋的大缸里，而是藏在院子狗洞旁边的地窖里。那地窖里可多好东西了，那小地瓜，可甜了，想想都让人流口水。

    天擦黑儿的时候，父亲终于磨完了，他把粮食用麻布袋子装好，小心翼翼地顺进地窖里，又把地窖里去年的麦秸秆儿厚厚地在上面铺了一层。放完粮食后，父亲把地窖门紧紧封上，压上大石头，又把我娘和我奶奶在小山坡上拾来的柴火捆起来立在上面，最后又叫来我家黄狗在那狗洞边儿尿了一泡尿，差点就尿到那石头上了。

    父亲弄完这一通，满意地扑打了身上的衣服，把手蹭干净，摸了摸我的头，“乖文文啊，今儿晚上轮到爹站岗，你去帮着你娘做饭吧。”

    我摇摇头，“爹你还没吃饭呢。”爹笑了两声，“站岗的兵，你孟大伯管饭，我去他那拿点干粮就行啦，快去吧，我走了。”父亲口中的孟大伯，就是我们村儿的村长，民兵连就是他想出来的，他有点文化，我们村里人都敬重他。父亲经常跟我说，长大了要学认字儿，要出去读书，那时候虽然不懂读书是啥，但我心里想，要是读了书就能像孟大伯那样，我也读。

    到了晚上，雪下得大了起来。奶奶还点着灯纳着鞋底子，看着外面下着的雪叹了口气，“也不知道你爹大晚上站岗冷不。”我娘铺好了床褥把我抱上炕，佯装轻松地跟我奶说：“放心吧娘，那灰袄子是去年冬天我新给他做的，暖和着呢，这点雪冻不着他。”我上了床，围上褥子，听着我娘和奶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伴着烛光睡着了。

二

    再睁眼的时候，家里全乱了，柜子全都打开了，衣服、粮食胡乱地放到床单上，我揉揉眼，看清了我娘紧皱的眉头，“文文快起来，鬼子来了，抓紧收拾东西跑！”我愣了一下，“啊，鬼子来了！”我娘没再理我，麻利地把床单打成一个包袱，把厚衣服丢给我让我穿上。奶奶出去牵驴了，在外头喊着，我娘答应一声，把我抱起就走。“我爹呢，我爹在哪？”被这慌乱的气氛吓着，我的声音也小了几分，我感觉到娘急匆匆的脚步顿了一顿，但下一秒就迅速把我举到了驴背上，一边往上放包袱，一边对我说：“你爹去通知其他乡亲了，大家现在都往山沟沟里赶，日本鬼子马上就到了，他一会儿直接到山沟里找我们。”说话间，母亲牵了驴，带着我和奶奶就往村后边走，奶奶眼睛不好跑不快，我娘也不急，在前面给她探好路，一家三代三个女人就这样在凌晨的山路上快步向下走。

    等我们走到小山沟和乡亲们会合，天边已经亮起来了，我找了一圈也没看见我爹，又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娘赶紧跑过来捂住我的嘴，“你宪生叔一家还没来呢，你爹肯定和他们在一块呢，别哭，把鬼子招来了全村都完蛋。”我抹着泪儿，却不敢再哭了。

    一直等到晌午，也没见有人来，娘把包袱里的干粮拿出来给我和奶奶吃，自己仍旧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唉，是宪生，宪生一家子来了！”我娘听见一个激灵就站了起来，趴在沟上的石头上看，她低声惊呼，“是宪生，怎么只有三个人……”娘的声音越来越弱，像蚊子似的，听不见了。宪生叔一家跑进了沟，我娘还趴在石头上往后面看着。

    没看到父亲，我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奶奶拉着我的手，什么也没说，妈妈这次也没来哄我，只是趴在石头上，盯着远处宪生刚刚来的地方。直到宪生扑通一声跪在我娘面前，“嫂子，宪明哥，他，他让鬼子抓走了！”这句话如晴天霹雳，震散了我娘最后的一丝希望，我娘再没力气站着，瘫坐在地上，半天只问出一句：“让鬼子给打死了吗？”“没有。”宪生叔说话的声音都是抖的，“宪明哥，他是为了救俺们一家，最后通知到俺们家的时候，鬼子已经进了村了，俺们四个人往山沟跑的时候，后边来了鬼子，宪明哥一把把我们几个推到旁边的草丛，自己往前跑，让鬼子给逮住了。”宪生叔说着，我娘的眼泪就扑簌簌往下掉，“他穿的袄子那颜色跟八路军太像了，身上又搜出了八路军磨粮食打的条子，鬼子直接就把他给捆走了，俺们在草里一直趴着，直到这群天杀的挨家挨户翻倒完走了，才敢过来找你们。”“捆到哪儿去了？”奶奶刚刚一直听着没作声，这会儿突然问了起来。宪生看着奶奶说：“不知道，鬼子队伍里还捆着一个梁家村的，一块带走了。”奶奶点点头，没再说话，死一般的沉寂填满了整条山沟。

    一直到傍晚，村长连派了几拨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回村打探情况，确定鬼子走了之后，全村人才带着东西回到了村子。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村长停了脚步，“大姨，宪明媳妇儿，我回去就找梁家村的问问情况，看他们知道小鬼子会把人抓到哪儿去不，就算是问到城里，我也给你们把宪明的下落问出来。”

    我娘和奶奶点点头，谢过村长后，带着我回到了屋里。村长叹了好长的一口气，我看着他的影子，觉得他肯定能找到我爹。

    家里的棉油灯又点了起来，我娘和奶奶坐在床边，想说些什么，张嘴又没有话，两个人一直坐到天亮。第二天听说村长当天夜里就赶到梁家村去了，但是等啊等，村长一天都没回来。就在第二天的晚上，我娘正在摸黑纺线的时候，外面的门咚咚咚地响起来了。我首先跳起来，“是不是爹回来了！”娘和奶奶也很激动。当我们跑到门前，透过门缝看去，发现是村长。

    孟大伯就站在门口，头发像个流浪汉，他今天没进我家的门，我娘也没让他。孟大伯告诉我们，他打听到我爹是和梁家村的柱子一起关在了济南小鬼子占领的一个监狱里，让我们去找找。村长走后，奶奶就让我娘插好门，自己背着包袱，牵着驴，连夜上了我二舅爷爷家，让他帮忙去济南找我爹。这一夜，兴许是因为看见些希望了，奶奶和我娘抱着痛哭了好一阵，我娘嘴里一直说着“那袄子是我给他染的，是我用芦苇给他染的灰，都怪我，都怪我”……奶奶叹着气摇摇头，“不怪你，怎么能怪你。”用手轻轻地拍着我娘的后背，我看着娘和奶奶都哭，也跟着哭了。

    再往后，又是一天接一天的等待。济南，那可是省城，多远的地方啊，来回都得要三四天，也不知道舅爷爷能不能把我爹找回来，我每天都在心里想，想得我的小脑袋也乱乱的。第五天的一大早，舅爷爷终于回来了，但打开门，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张被眼泪打湿了的沧桑的脸。“济南太大了，找了好久才找到那个监狱。到了监狱，光是打点当兵的，进去见到宪明，就花光了所有的钱，等我找到人了那兵才说要十二块大洋才能带人走。

    明天宪明就要被车拉到青岛去，后天就开船，也不知道是去哪儿啊！”舅爷爷坐在院子里的大石头上，用一只大手捂住整张脸，泪水就从手指头缝儿里往外流，“我们上哪儿找十二块大洋啊！”舅爷爷是个硬汉，我一辈子也只见他哭过两次，另一次是多年以后我带他去拍相片儿，而那时他已经时日无多，看着印着他自己模样的相片儿时他掉了泪。

    舅爷爷呜呜的哭声，在清晨显得格外清晰，我站在旁边，内容没听得太懂，但也跟着哭了起来。之后舅爷爷回了家，娘和奶奶把家里所有的钱拿了出来：两块大洋。看着那些未来得及换钱的条子，我娘再一次哭了。最后，还是村长招呼村里乡亲，帮我们凑齐了十二块大洋。

    奶奶把舅爷爷从被窝里喊醒，让他带着钱再一次上路了。舅爷爷连夜赶路，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监狱。当他以为这下终于能把我爹救出来的时候，门口的大兵却告诉他，这监狱已经空了，车五点就开走了，要赎也只能去青岛赎人了。

    舅爷爷回到家，把这些事告诉了我娘和我奶奶。我们还了乡亲的钱，从那一天起就把大门紧紧关了起来，一直到我当上老师，带着我娘和奶奶离开了村子。从父亲失踪那一年起，我娘每逢初一十五都在家里摆供，就盼着老天爷开眼能让我爹回来。我娘是天天哭，夜夜哭，哭得眼睛都快瞎了。但所有的消息都中断在青岛开走的那条船上，无论怎么打听都是杳无音讯。

三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梁家村的柱子带着我爹的骨灰盒回来了。柱子有个老乡在矿上当炊事员，经常偷偷塞给柱子几个窝头，柱子这才没被饿死，死里逃生回来了。

    我娘打开我爹的骨灰盒，看见里面掺着的树皮树枝，哭得不成样子。据柱子说，我爹和他从青岛上了船，就被拉到了日本北海道的一个煤矿上，矿上全是中国人，每天不但要干极重的活儿，而且每个人每天只能吃三个拳头大的窝窝头。我爹一直努力坚持着，但还是病倒了，发了高烧，意识模糊，完全没法干活。就这样，我爹在床上不吃不喝躺了三天。第四天，日本人看我爹干不了活了，就把他绑在树上，点了把火，活活烧死了。

    这一天，距离日本投降只有三天。柱子说，我爹临死前，头朝西边耷拉着，看着那轮落日，没有挣扎，没有尖叫，只是红了眼。等到夜里，柱子偷偷到树底下，把我爹的骨灰能扫的扫起来，放到布袋里，这才带了回来。

    “奶奶，奶奶？你在想什么呢？”浩辰的大手在我眼前摆着，我回过神来，微笑着说：“在想你太爷爷。”

    浩辰说：“奶奶，你再给我讲一遍太爷爷的故事吧，我要把它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故事。”

    我摆摆手，“嗨，这些事儿有什么好让外人知道的。”

    “这些故事当然很重要，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个人被提醒，要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奶奶，您还是教育工作者呢，就再给我讲一遍吧！”

    我看着浩辰眼里星星点点的光，转眼间七十多年过去了，想想那些年里，我们家没有男人，成天被欺负，两个裹着小脚的女人每天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屋纺纱，等到赶集才能卖点钱买些吃的。我们这一代人啊，经历了战争、解放，从被剥削到站起来，见证了新中国的初生和强大，我们这一辈子就是时代本身啊。只可怜我父亲，差了那三天的幸运，把命留在了北海道。

    我拍了拍浩辰的肩膀，笑了笑。

    “好，那我就再讲一遍。”浩辰随即打开灯光，架好了云台。

    “那是一九四四年的春天……”

（发表于《参花》2022年7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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