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年都有许多候鸟飞往鄱阳、余干境内越冬。路过时，偶尔会驻足停留。在广袤的水域里，趁着冬日阳光，成群的白鹤、天鹅、鸿雁时而昂起头，时而低头觅食，在芳草间飞舞。我的故乡就是一片鸟类乐于栖息的天堂。丰水时，水天一色，山清水秀；枯水时， 芳草过膝、芦花飞舞。四季流转，年复一年。闲暇时，我总喜欢去看看鸟群，目光会随着红红黄黄的叶子起伏飘舞，而泛起的思绪， 就如同一只候鸟，静静地飞起，慢慢地远逝。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刚过农历新年。一路上，不时传来阵阵爆竹声。夜幕下的小城， 人们步履匆匆。县火车站里人山人海，父亲左手抱着我，右手拖着重重的行李。在一节老旧的绿皮车厢前，围着黑压压的人群，车厢门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磁石般地吸引着洞口的一切。这是一群即将迁徙的候鸟，在银色的滩涂上集结，准备一场命运的远行。有的拖着蛇皮袋，有的挑着扁担，有的拎着塑料桶，鼓鼓囊囊的，这是场规模宏大的迁徙。

    父亲身手敏捷，他背起沉重的行李包， 顺着黑洞，呲溜地钻了进去。“嘟……嘟”， 客运值班员吹起了哨子，催促人们赶紧上车， 火车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动了。此时，车厢外的黑影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紧急时刻，往往会催生出逆风的翅膀。人群纷纷跃起，伸开双臂，从车厢窗口，一个接着一个地“飞” 了进去。当时我才五岁，羽翼未丰。我父亲就在车窗口伸手拉我，母亲在下面用手托着我的屁股，一股脑儿地把我塞了进去。终于在火车启动的前一刻，我们全家挤上了火车。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本次列车从广州出发，将于明天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抵达上海，列车运行时长共十二个小时。”车厢的铁道广播在悠扬的配乐声中播放着。我们上车的那股兴奋劲儿， 还未散去，像是中了大奖一样。满身的臭汗、登车的疲惫，那一刻通通抛之脑后了。

    这是我家迁徙的开始，像一群候鸟，在横峰、上海两座城市之间往返。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一趟火车，承载着无数的青春记忆， 成为我们忠实的陪伴者。这趟旅程，我们一飞就是十多年。

二

    天空是嬉戏的地方，芦苇荡是栖息的天堂，候鸟在空中飞翔，身上的羽毛也闪着光， 飞过了眉毛般的弯月亮，掠过那晚霞消失的方向，告别了家乡，来到远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上海，处于最前沿。像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子女一样，我跟随父母进城，来到了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 上海。初来乍到，一时没地方落脚，我们便跑到虹口区的外婆家蜗居。成片的老旧瓦房和路边光秃的树枝一样，在春寒料峭中瑟瑟发抖。一阵寒风吹过，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我妈立刻抱起我，用上衣紧紧包住我冻得通红的手。那时，老家来的亲戚、乡亲，听说外婆家在上海务工，便过来投奔。一个十来平米的房间，硬生生地挤住了十多个人。每个夜晚，都是这个鸟巢最热闹、最拥挤的时候。晚上，男人们就打通铺，一个挨着一个， 侧身睡在地上。女人们就把厨房改成卧室， 像鸟儿一样窝在一起睡觉。居住环境简陋， 没有卫生间，上厕所用的是搪瓷痰盂，因为通风不好，房间里充斥着屎尿味，特别是夏天， 混合着汗味、烟味、鞋袜味等各种复杂的刺鼻气味，一进去，就让人作呕。房间里没有浴室，女人洗澡，男人就要被赶出去。男人、小孩洗澡倒是方便，拎个水桶，跑到户外， 直接搓就行了。大人多，小孩就多。大人忙， 小孩就野。一群逃脱笼子的小鸟，就自己寻找乐趣。在树上挂个铁圈，用来投篮。在石板上，搭一排砖，就可以打乒乓球。羽毛球拍没挥到两下，就用来拍蜻蜓玩儿。在空旷的沙丘、绿茵茵的草地、拥挤的弄堂，我们追逐、玩耍，那是童年的美好时光。

    成年的候鸟，总是在为觅食忙碌。我父亲为了生计，在虹镇老街，跟人合伙卖鱼。我父亲为了守鱼摊，晚上就睡在摊子上，下面是鱼缸，人就睡在鱼缸上面的架子上，整个晚上都可以听见鱼在水缸里哗啦哗啦地游来游去的声音。刚开始，父亲怎么也睡不着， 后来习惯了，听不到鱼声，反而睡不着了。他每天凌晨四点多就要起来卖鱼，两天就要跑一趟江苏进货购鱼，像草鱼、鲫鱼、雄鱼、大黄鱼，等等，我都是在那会儿认识的。

    外婆为人忠厚老实，村里认识的，谁来投奔了，都会帮上一把，说好是住几天就走的，经常是拖个大半年还赖着不走，屋里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实在是住不下了，我们就搬了出来。当时，街道正在搞拆迁，附近也没什么房子可租，就有人提议在公园外的围墙边搭棚子住，还可以省下一笔房租费。父亲就从工地上拉来废弃的板材，像鸟儿捡拾树枝、甘草、泥巴一样，一点一点地搭窝， 我就当助手，在边上帮忙递锤头、锯子。因为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才有时间搭窝，遇到下雨天，我父亲就穿着雨衣，加班加点地干， 前前后后忙活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把窝搭好了。在那里，我们全家住了半年多。直到后来街道整治，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三

    秋风萧瑟，候鸟南飞，天空的飞鸟飞过。它们的羽翼划过天空，飞向远方，消失在视野的尽头。

    秋阳下，我们迁徙到了杨浦区，租住在由老旧猪场改造的房子里，边上就是一个菜市场。这里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每天人流穿梭，吆喝声不绝于耳。租住在这里的， 大部分是山东人和江西人。山东人主要是卖瓜子，每天凌晨三点，躺在床上就可以听到门外他们早起炒瓜子的声响。有五香瓜子、甘草瓜子、酱油瓜子，等等，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我靠鼻子就能分辨出瓜子的味道。江西人多数卖蛇。有一次，租住在隔壁的李叔叔一时疏忽，没有扎好蛇袋，蛇在半夜饥饿难耐，就从网袋里溜了出来。我半夜上厕所，开灯发现马桶上盘着一条蛇，它吐着长长的舌头，吓了我一大跳，害得我许久都不敢上厕所。说来也奇怪，原本楼道里的老鼠特别多，自从蛇出来遛弯后，基本就没见过老鼠。

    后来，我妈开始在市百商店“小世界” 摆摊。鱼市收摊后，我父亲就负责去城隍庙进货。城隍庙坐落于上海最为繁华、最负盛名的豫园景区，相传是三国时吴主孙皓所建， 明永乐年间，改建为城隍庙。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商业区域，有各种小吃、古玩和小商品市场，在开埠之前，是上海最热闹的休闲去处。街道两侧尽是鳞次栉比的仿古建筑，宛若置身于《清明上河图》之中。小吃街汇集了众多上海特色小吃，每次过来，我就逮住机会， 争着买些，解解馋。说到底，城隍庙是集玩具、饰品、工艺品和小商品于一起的天堂。每次， 我父亲都会采购些钥匙链、头绳、发卡等各种小饰品，以及打火机、袜子、牙签等日常用品。地摊上的这些小商品不贵还实用，几块钱就能买到一些，是十分畅销的。

    母亲是个脾气很好的人，尤其是“坐功” 了得，如果和《西游记》里的唐僧比打坐， 我觉得她都不会输。俗话说：“开店容易， 守店难。”我妈却守功了得，每天摆摊，一坐就是一天。每天中午，我都会给她送盒饭。因为做生意辛苦，胃口就特别好，我妈每次都能将一大桶饭菜吃得干干净净。体重直线飙升了三十多斤，吃成了一个胖子。我妈后来回忆说，那段日子虽然过得清苦，每天却过得很踏实，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但我知道，如果不多进食，怎么有力气剧烈地飞行呢？

    摊子隔壁，有个河南阿姨，她有个儿子叫象象，年纪比我小一岁。那时候，我还没去幼儿园，天天和象象一起玩，我们整天在摊子周围转悠，或者去商场看玩具，一待就是一天，我们成了彼此唯一的小伙伴。直到有一天，象象突然消失了。我妈告诉我，象象一家回河南老家了，从此便再无消息。我的故事里，花谢了会再开，候鸟飞走了会再来。他走后，我沉闷了许久，天天一个人去看玩具， 一个人在商场门口看人来人往，我多想他能回来和我一起玩，到现在，我还可以忆起他当年的模样。

四

    候鸟把自己交给了天空，秋阳下，开始了远行；落叶把自己交给了季风，秋天里开始了飘零。候鸟是天上的落叶，落叶是树上的候鸟，生命是一次次美丽的轮回。

    那年秋天，我们家再次迁徙。我便进入了长白幼儿园读书。第一次去幼儿园的时候， 老师便说：“姐姐送你来上学了呀？”母亲听了偷着乐。事后，我跟白老师解释。老师在惊讶之余感叹道：“阿姨结婚真早啊！” 那年，我七岁，我妈才二十五岁。

    班上有三十多个小孩，后面又陆陆续续进来了十多个，小朋友都是从大江南北飞来的，有山西的、河南的、山东的，还有湖南、四川、江西等省份的。我们聚在一起玩，说话声、叫喊声，就像一盆方言大杂烩。当时， 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广普通话。马老师就在课上教育我们要说普通话。虽然老师这么要求， 但是她自己的普通话却咬音不准。上课时， 她取出一张图片，说：“小朋友，把发给你们的图片拿出来。”我们把“图片”误听成“肚皮”，一个个撩起衣服，露出了小肚皮。老师问：“这图片上画的是什么？”我们齐声回答：“肚脐眼。”当时，马老师直接愣在了那里，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我们都捧着肚皮笑了起来。

    搬了新家，就被迫换了地方觅食。母亲在“小世界”又摆了几年摊，后面，由于整改， 地摊就没有再摆了。

    狂风暴雨从不怜惜风中振翅的鸟。我父亲有一次忙着卸车上的鱼，当地混混就乘机到摊子上偷鱼，被我父亲及时发现，给赶跑了。混混气不过，就聚集了一伙儿人过来报复。我父亲从老远就看到对方手里拿着家伙，见情况不妙，便赶紧通知六叔跑路。对方不认识六叔，六叔就故意在前面拖延，我父亲这才侥幸逃脱。对方找不到我父亲，就拿酒瓶子砸了六叔的头。在医院里，我们看到了满身是血的六叔，纱布在他头上缠了一圈又一圈，包成了大粽子，血渍渗出纱布，就像我的心在不停滴血。六婶在医院里哭成了泪人，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她哭，哭声回荡在那个凄冷的夜晚。医生说，幸好来得及时，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伤口缝了十二针，要小心静养半年才行。至今，六叔头上还留着一道长长的疤。我知道，这是我们家欠他的。

    勇敢的候鸟往南飞，跨过千山的重围， 天空再黑也会从容地面对。从那以后，父亲开始以装空调为生。装空调是个力气活，无论客户家住在几楼，都要他自己扛上去。近百斤重的外机箱，电梯房还好，遇到楼梯房， 从一楼扛到六楼，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每当看见父亲扛着这么沉重的机箱，我就觉得他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着他飞翔。那些年，他从没有停下过，从杨浦区到黄浦区， 从静安区骑到浦东新区，我父亲这只勤奋的鸟，背着工具箱，把上海市大大小小的马路、小巷都跑了一遍，成了一个“活地图”。

    每年春夏，安装、维修空调就进入了高峰期，高空作业引发的坠楼事故也时有出现。当时有个铅山人在玫瑰园小区安装空调外机， 为了图省事，没有系安全绳，不慎从高空坠落， 当场死亡。母亲听说后不放心，主动要帮忙， 两个人，一人骑一辆自行车，一前一后去装空调。母亲说，有一次，她跟着我父亲给一户十六楼的人家安装空调，至今印象深刻。当时正值盛夏，我父亲站在阳台上，双手拽住绳子，末端绑着空调外机，身上系着安全绳，脚踩在仅能容身一人的设备平台上，一手扶着墙沿，探出身来，再伸出另一只手接住沉重的外机。母亲恐高，头都不敢往外伸一下，只能在里面配合着。只见我父亲身轻如燕，憋着一股气，将空调外机稳稳当当放下。紧接着，就是连接空调的各种管线，抽空连接管内的气体，打开环保氟的阀门，加压充气……直到安装完毕回到房间，母亲这才舒了一口气。

    每年夏天，对我们家来说都是一次“烤” 验。在这期间，不管是在高温天，还是闷热潮湿的阴雨天，我父亲这只翱翔在高空的大鸟，从一栋高楼飞到另一栋高楼，永不疲倦， 从不停歇。从早上七点出门，到晚上十点多才收工回家，有时甚至更晚。我们都想让他换个工作，但是他执意继续装空调，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五

    有人像家雀儿，不愿意挪窝；有人像候鸟， 永远在路上。在上海的日子里，我们家就像候鸟群一样，一直在不停飞翔的路上。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全国房地产行业蓬勃兴起。我们一家搬到了地下室居住。这是我第一次住地下室，和住在“地上”的体验完全不同。我家是七月份搬过去的，室外气温还很高，不过一钻进房间，马上觉得浑身舒爽，不需要空调，有一个电风扇就足够凉快。

    地下室有个小窗户，靠近天花板的位置， 很小，没有光线，外面只要暗一点，室内就分不清白天黑夜。某天晚上，日本发生了地震，上海受波及，有明显震感。许多人抱着被子，甚至没穿衣服就从楼里跑了出来。但是， 我整晚都是在睡梦中度过的，第二天才听人说起。看来地下室还有减震的效果。幼儿园毕业后，我父亲跑前跑后，忙了好一阵子， 在交了一笔“借读费”后，我终于顺利进入了小学读书。学校离家不近，从二年级开始， 我就每天独自上学，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 再步行半个小时到家。其实，我就是一只羽翼丰满后的雏鸟，到了走到巢穴边缘，扑腾翅膀往下飞的时候了。当然，家人还是不放心我的安全，在后面跟了一个多月，见我应付自如，才放下心来。这事，我是多年后才知道的。

    较其他城市而言，上海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我努力掩饰“自己是外地人”的事实， 出门买东西一定要说上海话，仿佛说普通话是一件丢人的事。刚进学校时，班上的同学年纪小，口无遮拦，有个同学见面就叫我“乡巴佬”。我很是生气，为此，两人还干了一架。人总是要长大的，要去经历风雨，总要学着去应对。度过了对新环境的适应期，一个学期之后，我的成绩排到了班上前六名。

    每一只鸟，都有一隅栖息的天堂。小李是我的同桌，老家是山东的，父母在厂里打工， 开了几次家长会，他们都没来。上课不认真听讲，经常在课桌下面玩小浣熊卡片，成绩在全班倒数，是小李的标签。有一次上数学课， 老师在教加减法，我们都学得吃劲儿。这时， 老师突然提问，吓得我都不敢抬头。就在心怦怦乱跳的时候，老师喊到了小李的名字。我立刻幸灾乐祸起来。但是，没想到小李一下子就答了出来。我觉得他肯定是蒙对的。接着，老师又问了一道题，他还是很快就答了出来。我们都十分惊讶，难道小李是数学天才吗？下课后，我赶紧问小李，你数学题怎么答得那么快？他回了一句，很简单呀， 我经常算数，帮我妈卖白菜哩！

六

    春天里，人们就开始耕耘。有的鸟儿站在高树上，有的干脆站在楼顶上，还有的立在五线谱上。只要这样，就能倍感欢乐，一切似乎都热闹了起来。

    那年三月，我们家又开始迁徙了。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租住在条件这么好的小区里。一栋栋崭新的大楼，高耸入云，仿佛天空之城一般。小区里种着各种绿植，还有太空步等健身器材，各类公共设施齐全，应有尽有。居住条件改善了，但我却陷入了不开心。城市的钢筋水泥阻隔了人与人之间最正常的交往，我就像一只被关在笼中的鸟，没有了往日的快乐。做邻居多年，不知道对门到底住着几口人。有时遇到，想礼貌地打个招呼， 迎面而来的却是警惕而又冷漠的眼神，随后， 就是一声重重的关门声，于是我陷入了一种沉默。

    每当这个时候，我便希望寒暑假的到来。每年假期，我会回老家，跑到乡下，那里有兄弟姐妹，他们与我年纪相仿。农村的生活是那么悠闲、简单，又平静。山上开满了很多叫不上名字的小花。爬到山顶，整个村子就可以尽收眼底，蓝天白云、村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我们一起用竹竿套知了， 一起下田摸螺蛳，一起在山上挖红薯，一起在田间摘泡泡，一起挖洞打弹珠，我们的身影， 在田间，在菜地，在山野，在河流，在乡村的每个角落里，自由自在地飞翔，欢快肆意地生长。

    某年暑假，奶奶来上海看望我们。从小在乡下生活惯了的奶奶，突然到大城市生活， 一下子住不习惯了。每天都说自己像被关在牢房里，嚷嚷着要出去溜达。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我们不放心她独自出门。但奶奶憋着气，说话嗓门又大，弄得邻居到物业投诉， 说我家有噪音，扰民。于是，母亲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趁着公司举办销售培训活动， 把我们带出去逛逛。当时，老年人保健品行业刚刚兴起，母亲便做起了销售有氧健康器材的工作。上课确实无聊，我和奶奶都待不住， 便提出要出去走走，恰好培训地点离外滩比较近，我们便打车赶了过去。

    外滩位于上海市黄浦江畔，是上海繁华的象征。我们在外滩闲逛，眺望着隔江相对的浦东，古朴与时尚交织的建筑，见证着上海的繁华。黄浦江上的货轮，在夕阳中远去， 江面上盘飞着几只海鸥，似乎在寻找回家的路。夜幕降临，江风呼呼地吹着，冷清的外滩上，只剩下零散的人群。实在是扛不住寒风的凛冽，我们便打车回家了。当时还没有手机，便在家等母亲。外面下着瓢泼大雨， 我站在窗口，向外看着漆黑的世界，我不知道她在外面怎么样了。几个小时后，母亲红着双眼进了门，我便立刻冲了过去，一把抱住她，瞬间，我们一起哭了起来。我用手一摸， 我妈的后背全都湿透了……

七

    我在天空下，看见一群候鸟，穿过时间的大雨，又一次迁徙，许多的身影，从夜色中归来，落入了故乡的山林。时光飞逝，一晃八年过去了。受高考户籍限制，我提前回老家读了初中。我妈在横峰陪读，全家就留下我父亲这只落单的候鸟，在上海孤军奋战。

    迫于生计，父亲只有在清明节、春节的时候才回来。高二暑假，我们到上海探亲。一路上，老天爷也来凑热闹，一个超级台风来袭，暴雨连绵不绝，火车走走停停，晚点了十多个小时。到站后，人早已精疲力尽。父亲在车站接到我们后，便带我们去他租住的窝。父亲住在一个棚户区，滚地龙的道路很窄，但商店很多，有小吃店、美容店、杂品店……周边有一个熙熙攘攘的菜市场，我们在弄堂里走，到处可以看到穿着睡衣打扫的妇女，沿街坐在家门口的老人，打着赤膊的汉子，开着助动车的邮政快递员，蹦蹦跳跳的小孩，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的小贩…… 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王安忆在《长恨歌》里说：“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这条充满烟火气的道路， 纵横交错，弯弯曲曲，不熟悉这里地形的人进去，东拐西弯，说不准就会迷路。我们绕了一大圈，终于到了父亲的住处。说是房子，其实就是个勉强能够站立一个人的板房，没有厨卫，灶台就摆在床头，油烟熏黑了一面发黄的墙，公厕在十多米外的地方，自来水要拿桶走一百多米路接。看到这一幕，我的眼眶瞬间就湿润了。

    就是在这儿，我父亲患上了重度抑郁症。这事还是在他偷偷吃药时被母亲发现的。父亲说，他当时一个人在外地，很孤独，很想家，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睡不着觉，久而久之，就抑郁了。经历这件事情后， 我们全家就开会举手表决，让我父亲从上海回来。那年冬天，我父亲这只落单的候鸟， 终于回了鸟群。我们一家人，在多年后终于重新相聚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珍贵的了。

八

    一双银色的铁轨拉长春天的痕迹。淡紫色的炊烟，描着候鸟的优美踪迹。一阵阵吹拂的风，挥洒在无边的原野之上，刻骨铭心的记忆渐渐清晰。

    今年三月，我乘坐高铁，再次来到这座阔别多年的城市。一路上，曾经绿皮车厢中拥挤的场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铁宽敞舒适的空间。飞驰的巨龙行驶在广袤的大地上，风像阳光一样，穿越草木、森林，穿越平原、山川，前方，那个熟悉的站台已逐渐清晰可见，那个在我记忆中反复被提起的城市——上海。

    我先后来到虹口、杨浦，这些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早已沧海桑田。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代替了原来成片的瓦房、窝棚。曾经就读的小学已经拆迁，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市民公园。回想那时候，没有便利的轻轨、地铁， 每天，父亲都踩着自行车上班，抑或是在关门的刹那挤上公交，日子在摇摇晃晃里过得分外踏实。

    在浦江岸边，老人们在录音机播放的悠扬而有节奏的乐曲声中，打起了太极拳；一群灵动的少年，踩着滑板在滨江公园的步道上穿梭；霓虹灯下，公交车和上班的电瓶车、摩托车汇聚成了一条洋流。行走在古老而现代的城隍庙，依旧能看见昔日的繁华。陈列在南京路、淮海路的商品，使人眼花缭乱， 应接不暇。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是记忆。一幢幢巍峨的高楼，映衬着深邃的蓝天；一座座立交桥，将城市与世界相连；一条条美食文化街，勾起儿时的记忆，在此刻，全部都涌现了出来，描摹出更远更长的未来。

    多年以来，母亲总会在耳边絮叨，回忆在外打工的日子。至今，有的人留在上海， 有的人早已回了老家。二舅依旧在上海孤身打拼，家里培养出两个大学生；大姑儿子在上海市场卖鱼，在老家盖起了别墅；徐伯伯得重病去世了，还欠着父亲一千元钱；刘阿姨回横峰做起了保险，林老头在乡下种地卖菜；郑舅公的儿子出了国，在海外定居。人的一生，何尝不是候鸟的一生，迁徙的路途， 就是我们过往的一生。只不过，有的已经靠岸， 有的还在飞翔的路上。

    我还记得，那年候鸟南飞的时候，天空很蓝，是纯粹的湛蓝，是我此生从未见过的澄澈，让我怀念至今。在上海，我乘坐一辆公交，在日新月异中穿行，抬头往车窗外一瞥， 恰好有一队候鸟从空中振翅掠过。渐行渐远的鸟群，融入了天边的云朵，仿佛与过去的时空相连。这座熟悉而陌生的城市，早已在我的记忆深处生长，开出了鲜艳的花。

    或许我就像一只候鸟一样，领略了迁徙过程中的风景和大风大浪，飞到了芦苇荡， 才明白，这里——有我心底，最美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