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前的日子好像还是一副不慌不忙的悠然模样，就像木心先生所说的，“车，马，邮件都慢”。特别是在春节走亲戚的时候，日子慢得更像是按下了“暂停键”，再近的亲戚也得用上一天的时间去，即使两家亲戚的村子紧挨着，也不能一块捎带着。要不人家就会觉得受到了轻视，会耿耿于怀。远一点的，二三十里以外的，一般就得住上一晚，第二天早饭后再往回返。不能怠慢、淡薄了那份感情。否则就会为人所不齿，甚至还会影响到诸如儿子娶媳妇，闺女找婆家等大事。

    那个大年初五，吃罢早饭后，我就跟着父亲去看他姑。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他有好几个姑，活着活着，就只剩下了这一个。我父亲从小就跟她亲，所以这门亲戚就由我父亲走了下来，一年一次。那个小山村在沂山北麓，名叫石屋子。因为村里的房屋全是就地取材用石头垒成的，故名此。石屋跟我们赵庄用墼盖成的房子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每次去，都像见了景一样兴奋不已，满村子转悠着，这里瞧瞧，那里看看，就连鸡窝都要仔细看一番。

    村里人家不多，但是占地面积不小，房屋全都是依地势而建的，这一户和那一户往往隔得很远，走起来，下沟爬崖的。有的即使是能看见人，喊话却听不见。村里有很多古树木，多为国槐。这树在很多村落里都有，腐朽的主干都空了，却依然顽强地活着，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正因为其生命力强，寿命长，所以才常常被用作立村树，村子的历史有多长，它们的年龄就有多大。我们村也有一棵。但是像石屋子村有这么多国槐的，并不多见。我就去问老姑，她蠕动着已经干瘪的嘴巴，笑盈盈地看着我说：别看这村里的人家不太多，却有张、王、李、赵、周、吴、郑、刘十多个姓氏，每一个姓氏的老祖宗来这里落户时，都会栽下一棵国槐作为纪念。我又问，你当初是咋到这里的？一听我问这个，父亲就赶紧拿眼瞅我，又立即赔着笑对他姑说：你看这孩子，淘气得什么都问。老人却一把将我拉进怀里，开始诉说自己的血泪史：原来她是被自己的赌徒舅舅骗到此地的。说着说着，竟然抹开了眼泪。她儿子就说她：都是多少年的事了，还这样。我父亲也赶紧打圆场：虽然以前日子过得难，现在不是好起来了吗？你看，连重孙子都比你高了。一说到重孙子，老人马上破涕为笑：可不是，人还真是不经活。

    按照惯例，每年春节，我和父亲都要在老姑家住一晚上。倒不全是因为路远得当天回不去，更主要的是因为老姑想要知道这一年里，老家那边到底发生了多少事情。每次，父亲都像跟领导汇报工作一样，把赵庄家家户户一年里的大情小事都跟她说一遍，婚丧嫁娶，农工学商，事无巨细，说不到的和说不细的，老人还要不停地询问。这样一来，时间当然不够用，就只能到晚上继续聊，聊得太晚了，怕费灯油，他们娘俩就摸黑说，一说就说到下半夜。这么一聊，老人一年的日子仿佛就有了着落。别看老人命运不济，被逼得整日里踮着一双脚沟底崖坡地耕种背扛，累得腰都弯成了虾状，却长寿，一年一年地下来，赵庄那些跟她同龄的长辈、同辈和小辈们都没能活过她。

    虽然是个山旮旯，几十年来，石屋子一带却保持着在春节期间踩高跷的习俗。我老姑家的表姐红就是其中的表演骨干。别看山里日子清苦，女孩子却都长得水灵灵的俊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的招待所工作人员，年年都来沂蒙山地区招收服务员，原因有三：漂亮机灵、忠厚老实、勤苦能干。有的还被选到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饭店等超星级宾馆。这一出去，就彻底改变了命运。我表姐红就是标准的美女一个，不仅长得明眸皓齿、身姿绰约，而且还多才多艺。曾有不少大招待所出几倍的工资聘她，她也很想出去闯荡闯荡，可是却被邻村的一个小伙子死皮赖脸地给缠磨住了。

    每年正月到石屋子，晚上，父亲和他姑拉长长短短的呱，我就跟着村里的同龄人追着高跷队看表演。高跷队的队员是由好几个村的村民凑成的，从正月初一开始，挨个村子表演。别看大家平时连那点灯油都算计着用，可是到了正月里，要看表演凑灯油时，家家户户就大方了起来，把二十盏保险灯都烧得明亮亮的。演员们略施薄粉，把红绿衣服一穿，再被灯光一照，就立马变成了戏中人。尤其是我那表姐，更加光彩照人。我就很是骄傲，越是人多，越扯着嗓子喊：红儿姐，红儿姐！她有时搭理我，有时不搭理我，不管她搭理不搭理，时间长了，大家就都知道了那个最美最好的红儿是我姐，尽管是表姐，但是丝毫不影响我的虚荣心。

    从我老姑家曲折上行二三百米，有一个小崖畔，一块块大青石交错着，让人惊奇的是，这么高的地方，竟有一个泉眼。泉眼并不大，日日夜夜往外流着清冽的泉水，流出五六米远，就被一个天然的石坑接纳汇聚。石坑并不规则，深有一米，透过水面向下看，底部深黑。石坑下面又是一个崖畔，崖畔上长着一棵酸枣树，有镢柄粗。据说，每年都会结出满树的酸枣，一到秋天，就由青变白再变红，酸甜可口。我没能吃上这样一颗酸枣，只是听听，也就觉得舌底生津了。这个石坑里的泉水，是我老姑家和附近几家的专用水。

    村里这样的泉眼水坑有十几处，养着全村的人和牲畜家禽。说也奇怪，这水偏爱养女子，却不太养男人，村里的男人们，大都身材矮小，长相也很一般，能称得上帅气的极少，只是牙齿都白，抽再多的纸烟也污染不了。

    我就取笑他们全村的男人都是“驼子”（矮子的意思），甚至暗地里给石屋子村起了一个绰号“驼子村”。没想到后来我也没能长高，不知道是不是当初损了口德的缘故。那一年，我和父亲在石屋子村住下后，夜里竟然悄无声息地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整个村子都被大雪给封了。

    山里跟平原不同，平原的雪看上去多厚就有多厚，山里沟壑多，那些落在高处的雪常常被风偷运了去填充那些沟壑，人们常常分辨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壑，一步迈错就会酿成大祸。因为这场大雪，我和父亲在那里又多住了一天，顿顿都是炒菜，很是享受。

    父亲还和他表哥（他姑的儿子）喝上了一壶六十二度的串香酒，壶是锡壶，肚子不小，一壶能盛半斤。每次都是先倒上半酒盅，用火柴点燃，拿了锡壶在上面燎，不一会儿，酒就热了。天冷，大雪，热酒，好饭菜，想想都觉得美得不得了。第三天吃罢早饭，我们要往回走时，父亲非要把带去的四个馒头、两包桃酥和两瓶酒给他们留下，老姑和他儿子却推搡着不肯要，后来看父亲真生气了，就采取了折中的办法：留下了两个馒头、一包桃酥和一瓶酒。那是我记忆里老姑家第一次留我们的东西。走在路上，我问父亲：为什么非要把东西给他们留下？父亲叹了一口气，说：都缺啊！走着走着，我就饿了，父亲去兜里掏馒头，掏着掏着，却掏出了两个煮鸡蛋。

    在我十二岁时，那个老姑去世了。老姑一走，这门老亲戚就来往的少了。后来红儿姐出嫁时，我父亲还去过一次。再后来，听说红儿姐结婚不久就到山下的镇上开起了杂货铺，后来又干起了照相馆，再后来就盖起了二层小楼，开了影楼，做婚纱摄影，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前几天在县城的一家超市里我还看到过她，虽然已年近六旬，却依然风韵犹存，特别是那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还扑闪扑闪的。虽然认出了她，我却没跟她打招呼。因为我们之间已经隔了太多陌生的岁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