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所

   我对于邮政所身份的认识，是从人们飘忽而遥远的来信开始的。彼时，还未有普及的电子通讯工具，村人通过一封封来信，遥知远方亲人和朋友的境况。信使，不仅仅是身着邮政制服，跳下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去好地办事的普通村民主动承担了这并非义务的任务，捎来信函， 于门口、麦场或屋后呼号：有你家来信。于是一次又一次询问大人，才知道邮政所的奥妙，它的另一端连接着远方。

   六七岁时在舅舅家，总要跟着挑担子的货郎，去看外面丰富多彩的世界，妗子开玩笑，言说要将我送于他，让我从此承受和父母离别的孤单。我所能模拟出的反抗，是熟练地背诵了家里的通信地址和邮编。

   好地，曾蓬勃一时，后来消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于是，一夜之间， 我就从好地乡人变成了安伏镇人，这细微的变化虽不影响人们的生活， 却也有物是人非、时过境迁之感，毕竟这是一次身份的转换。

   当年，好地是有邮政所的。小学三年级，一本叫《学生天地》的杂志成了我的文学启蒙。邻村的同学霞霞，机缘巧合写了一封感谢信， 情真意切，发表在杂志上，让幼年的我流下澄澈的泪珠，隐约觉得，作文真是可以征服人的好东西啊。我也试图发表一篇作文，但因年月既久， 作文题目已轻易地消失于岁月中，让我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留下来的，是对好地邮政所最初的印象。

   当年心怀投稿的秘密，于是我非得跟着母亲去好地赶集。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天气偏冷，我跟着赶集的队伍，迫切地走在当时看来极其漫长的道路上。到了好地，我找借口偷偷开溜。墨绿色的小小邮政所，在一道小土坡底端，走过坚硬的水泥廊檐， 进去，房屋冷冷清清，光线昏暗。高高的柜台将邮政所一分为二，里面坐着一个神情倦怠的女工作人员，她身后的墙壁上，绿色口袋里插着分类的信函。我递了一块钱，要到一枚80 分的邮票和一只信封。拿起面糨糊里斜插的筷子，封住信封，再贴上邮票，端正地写下了信封上所有的信息，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将信投到邮筒里。

   回家的路上，冬阳收尽余温，天色渐暗， 空气凛冽，我心里却装着温暖，想象的触角不自觉地伸向省城，关于稿子热腾腾的结果和荣耀的细节逐渐呈现，那个冬天的晚上， 从许多个晚上脱壳而出。然而，当新春的浅绿再次从日子里冒出来，时间销蚀幻想，使我从绵密的期盼中抽离。我寄去的作文，最终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几年之后，在魏峰上初中，尽管做一个好学生的愿望一直压在心上，但懵懂少年特有的情绪仍会时常光顾，会烦腻于黯淡无光、尘土飞扬的校园生活，曾试图突破周围地理环境。我开始利用那小小的绿色邮政所勾连远方。十一二岁，有两腿力气。从魏峰到好地， 二十多里，步行而至。建红是我这项行动的忠实参与者。夏天的午后，尖角山林木葱郁， 绿色翻涌，光线穿过枝杈，光影斑驳。我们要用一下午的时间，沿着青草和山花镶嵌的道路前进，大团的白云在空中飘浮，建红指着远处的一片云，告诉我，云的下面就是好地梁。当我第一次站在好地梁上，高高俯瞰那成片的村庄，以及乡政府大院和藏匿在小坑里的邮政所时，我感到一种独自远行的震惊。

   邮政所的柜台后面，依旧是那个面目熟悉的女人。从她手中接过魏峰中学所有的信函。我和建红，第一次充当了信使。如果追溯所有的第一次，加以领会，它总是那么意味深长，我一直觉得，这些第一次是我和未知世界互动的入口，初极狭，才通人；复行， 风景繁复。正是这许多第一次，生命和成长才其味无穷。

   踏出邮政所，在商店和摊位琳琅的街道上，我们迫不及待地翻阅信封上的内容，入神的我们，不知不觉，并头扎入行人怀里， 在异样的眼神和呵责中，继续完成未尽的阅读。

   厚厚的信函中，引起我格外注意的一份， 来自遥远的首都。通过信封上的字眼，我似乎进一步触摸到了北京的气息。小学课本在我幼年的心田上栽下关于北京的最初苗木。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课本，插图上的天坛、故宫、天安门、亚运村还历历在目。由此我知道了“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而现在，有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人，正在遥远的地方无意间吸引了我的意念。我们曾经在一个学校，走过同一段路， 他带到北京的，一定有从我脚印上粘去的尘土。

   收信人是大家一致认为品学兼优，样子好看的女生。我和建红将信封高高举起，让尽可能多的光通过，折叠的模糊字迹在光的照射下，一时明白起来。我们在猜测中获得少男少女的小秘密，面面相觑。男生试图用遥远的距离缩短和女生的心灵距离。

   有一次，从好地回魏峰的路上，遇到了“班车”。班车是十九座的那种中巴，红白相间的车身在鲜有汽车的山梁上，会令人眼前一亮。班车早出晚归，一端连着秦安县城，一端连着魏峰梁，而秦安县城是靠双腿很难抵达的地方。当我无数次傍晚时坐在魏峰中学的操场上，百无聊赖准备散学时，无意间抬头， 眼皮一撩，总看到班车从梁顶跑过，我把对远方的一些幻想，寄托给这辆班车。

   我们招手，班车在驶过一段距离后，像是遗忘了一些什么，遽然刹车，在飞扬的尘土中停了下来。我和建红钻进拥挤的班车，被一路捎回了魏峰。山路回转时，透过车窗俯瞰，操场上的另一些身影，正在抬头仰望， 和我有着相同的样子。

   我的乡居岁月曾如此局囿受限，总使我喜欢喋喋不休地诉说远方。只是，此时的我以为：有些远方，不是在双足的步履上，也不是在空间的距离上，我们写信跨马，乘车或搭船，或徒步而去的，都是在试图努力靠近， 别居于人生的另一些辽远。

校服

   他裹着一股“高级”气息而来，这气息中， 不仅有超越一个初中生的气定神闲，还有他考上高中后引而不发的骄傲。黑白相间的校服，靠左胸的地方，赫然印着一个绿色的图标， 周围是一圈同样颜色的楷书字体，那一圈楷书字体是让我最着迷的地方。尽管校服看起来有些单薄，一阵凉风很轻易地穿透了它， 使思暾打了几个冷战，但这件校服依旧是当天弥漫于廊檐下最大的魅力，引来其他同学热辣辣的目光。

   他穿着县中的校服，在校园里逗留了一个下午，临近放学，忽然想起要去拜访他原来的班主任。当他和班主任并肩站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平日里严厉的老头目含欣喜和慈爱，这是时间和成长，或者就是校服本身所发挥的作用。

   像离巢的鸟，那些从魏峰中学飞出去的学生，当他们羽翼丰满地再次回到校园，注定会将从外衔回的种子撒在一些人的心田上。这一次，我站在思暾的旁边，多少有些狐假虎威的虚荣。

   我们对于某一事物的认识，最初往往来自一些符号，它们浮在本质和真相的表面， 让我们为之着迷，撩拨我们的想象，为此， 我们卑怯又孤勇，孱弱又坚毅。我们之所能怀抱热情在冬天的凌晨爬上山梁，穿过呼啸的寒风和黎明前的黑障，一起成为到校最早的人，县中的校服一定给了我们巨大的能量。就这样，为了能和比我高一个年级的他走在一起，我绕道而行，在他初三的那一年，大多数时候，我们相约一起上学和放学，从冬天走到了夏天。

   记得一个下过雪的傍晚，空气凛冽，四野白茫茫一片，我们一起走在放学的路上。我给他展示我的试卷，我们将试卷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手被冻得通红，不断呵气取暖。在我的试卷上，有一道题竟然未被老师批阅评分，这是遗憾也是惊喜。这道题目使我的名次和分数靠后了一些，我们俩对此耿耿于怀，按照往年的分数线，加上这道被忽略的题目的成绩，我才可能顺利升学。我们最后一致同意去找老师，要回分数。第二天上学， 我怯生生地站在老师办公室的门口，缺乏勇气地敲开语文老师办公室的门，那次沟通的结果已被时间流水般冲刷，变得面目不详， 但我记得我最后还是敲开了语文老师的门。学校为这个外地老师安排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他们一家人挤在里面。我进去时，他们全家人抬起头来，在炉火的热气下，我想， 我的脸一定是红透了，这是带着努力的虚荣。

   夏天的黄昏特别适合谈论理想，原本分属两个不同的村子的我们，有时候走到梁头的岔路口，仍感到意犹未尽。路边的短草成为我们天然的坐垫，我们屈膝坐在上面，峡谷对面的西天，瑰丽的火烧云正变换着不同的姿态，新建的叶莲公路像一条镶嵌在峡谷中的带子，它清新飘逸，其中一端连接着通往县城的路。叶莲公路上，不时有大卡车的鸣笛声从峡谷的豁口处传来，嘹亮、干脆， 打破黄昏的寂静。那些时间里，梁头已非原来的梁头，包括我和他，在理想的指引下， 也不再是灰扑扑的初中小少年，我们身披霞光，闪灿又热烈。

   暑假到了，我陪着他去魏峰大商店的公用电话上查成绩，拨通查询号码，我的心跟着突突地跳起来，他脸上的表情一路攀升， 攀升到最后，才松懈下来，一个不错的成绩， 他当场叫出声来。我也感到无比兴奋。接着， 他邀请我去他家，将所有的辅导资料和试卷一样一样都留给我，直到当天晚上，我们还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睡觉的时候，我们将炕上的被子铺到了他家廊檐下，晴朗的夜空， 繁星满天，我们望着星空，说了一夜的话。第二天，当我抱着那一摞复习资料，独自从湾村回家时，内心感到无比踏实，大片收割的麦田，让各处的山头看起来像刚才理过发一般，一切都是新的，我也要从头开始了。

   接下来，初三开学前的暑假，我便提前投入到sin30°和cos45°的推导和记忆中，开始埋头研究化合价及二次函数。我一手提着一根细长的树枝，一手抱着思暾给我的秘籍般的辅导资料。在放羊的树林里和原野上， 埋头于书本，其实更多的时候，我并不能做到全神贯注，但我享受那种看起来很励志的样子，并以旁人的目光欣赏自己。不知为何， 那时候的心情竟会那么饱满、阳光。不放羊的时候，我还会在菜园旁背诵，黄瓜顶着小花吊在架上，或者卧在地上，正默默膨大， 西红柿红透了脸，一条条豆角正在伸长下垂， 它们一边忙于生长，一边陪伴我，听我背书。等暑气渐渐消退，晚风吹面，能感受到空气中的氧含量高极了，直到夜幕降临，我还会陶然在菜园中很久很久。

   偶像的力量无可置疑，初三的岁月，在我为自己独自设置的闹铃中开始了。延续了思暾在时的作息习惯，天不亮，我便从炕上爬起来，当终于背诵完《岳阳楼记》或《小石潭记》时，黎明仍旧未渗透夜色，天黑蒙蒙的，我冒风驰寒，走到学校时，天色才见一些曙光。我笃定地认为，只有这种努力， 才配得上那身校服。

   思暾的弟弟每周都要将一袋馍捎到进县城的班车上，作为他一周的口粮。正是利用那个捎馍的红色袋子，思暾寄给我一些信函， 阅读和回复的过程，是我继续坚韧的秘密。他在信中为我准备好了可以安放一张床的位置，希望我能按时和他共享小屋的阳光、空气和夜读的灯光。

   漫长、艰苦又充满渴望的初三生活结束了，一台电视被床单结结实实包在里面， 绑在了木棍的中间，摇摇晃晃抬进了教室。家境殷实的班长贡献出自家的彩色电视机和VCD，为大家举办毕业典礼。教室的桌子被圈成一个“口”字，电视机放在前面，桌子上摆满从大商店买回的瓜子和水果糖，围在桌子上的同学脸红扑扑的，观看班上那几个平日里上蹿下跳的同学演唱，他们扭动着尚显单薄的身躯，将长发一下一下甩到脑后。声情并茂，演唱成年人的爱情歌曲。气氛里弥漫着欢乐，轻松和分别的依依不舍。那次“低配”版的卡拉OK 之后，很多人便再也未曾谋面。班主任也一改平日的态度，变得宽容、和蔼并为每个同学送上祝福。

   七月份，思暾在县中门口为我查询了成绩。

   我独自坐在山梁，身披霞光，极度渴望走出群山围拢的愿望达成。我坐着班车，沿着叶莲公路，一路经过大大小小的村庄，经过十号大桥，经过神仙塔，经过五里铺，奔向那身校服和思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