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曾评价孟浩然的诗歌创作“韵高而才短”，围绕此观点展开的讨论往往争论的是究竟是“孟浩然失才”还是“苏轼评价失当”。苏轼欣赏孟浩然在“韵”方面所达到的成就， 而“才短”更像是一种“遗憾”，遗憾其诗歌创作中的文化含量不足。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作为宋人“以才为诗”的审美取向，而孟诗中则不自觉地展现出唐人对“韵” 的推崇。唐宋两朝在诗歌美学上的不同追求， 是苏轼作出此评价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韵”之辨
（一）何谓“韵”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提到： “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其对孟浩然的评价重点放在了“韵” 上，特别强调“以韵见长”的孟诗在某些程度上远胜于“以才见长”的韩诗。在他看来， “韵”才是诗歌之本色。
而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则说： “苏轼的主要毛病是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 所以批评家嫌他‘用事博’……他批评过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句话恰恰透露出他自己的偏向和弱点。”他认为苏轼的说法失之偏颇，不应用自己擅长的东西来评判他人，钱先生将“韵” 的美学内涵界定为：“取之象外，得之言表， ‘韵’之谓也。”例如孟诗中的“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这样的诗句，正是唐代诗人所追求的“意蕴美”。
（二）“韵”在何处
唐朝经济繁荣、文化开放，是一个自信、乐观的时代，社会繁荣造就了恢宏的“唐诗气象”，唐朝诗人往往满怀热情、意气风发。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运用想象、比喻等写作手法， 展现了诗人内心的豪迈情怀，即使身处困境也保持乐观心态。王士源于其文章《孟浩然集序》中记述了一则文坛轶事：“闲游秘省， 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 咸阁笔不复为继。”由此可见，孟浩然之诗在当时的审美环境中有一定影响力，反映了盛唐时期崇尚“诗韵”的诗歌美学取向。
陈贻焮先生在《唐诗论丛》中指出，“韵” 不是指韵律，而是从诗歌的内容与题材入手， 来品评诗歌所表达的格调与意蕴。而从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出发，作品的格调与意蕴往往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关。在孟浩然五十多年的人生中，除了几次短暂的荆楚、吴越之游和一段在张九龄府下的幕僚生涯外，就基本在自己的家乡过着田园生活，据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记载，“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饰，动以求真，故或诞； 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这种“出世” 的生活态度与盛唐时期士人积极“入世”的思想格格不入，但这也显示出孟浩然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这一点在其诗歌中有所体现。《田家元日》表达了其为田家生活而忧虑， 希望今年能喜获丰收；《过故人庄》中田园生活简朴的生活方式与亲切的友人关系使作者有了一种惬意的归属感。
“淡”是后人品其诗最直观的感悟，也被看作孟诗最大的特色。叶燮曾评孟诗：“似乎澹远，然无缥缈幽深思致；如画家写意， 墨色都无。”一些评论家将孟诗的“淡”看作其诗风的平淡枯瘠，认为是其“才短”的表现。但在了解了孟浩然的生平和人生追求之后，这种观点不攻自破。对于孟浩然的诗， 闻一多先生曾评价道：“淡到看不见诗了， 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 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从这一观点看来，孟浩然与其诗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孟浩然诗之“淡”，是在其人生观影响下，浑然天成的，抑或是其所追求的一种风格与境界，他为读者建构了一个平淡、朴素的天然世界。
同时，孟浩然善于运用随意点染的手法， 以简单的文字传达出自然景物和人物的风貌， 韵味悠长、意境浑融。如《晚泊浔阳望庐山》，诗人描绘了晚泊浔阳的所见、所闻、所思， 表露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而苏轼也在《庄子》“逍遥”“齐物”观念的影响下，不执着于建功立业，而是追求一种清远的境界，这一点和孟浩然的“淡”有所重合，从“业已饮矣， 身行乐耳，遑恤其他”可以看出孟浩然喜欢自在生活，这种出世、逍遥的性格与生活方式， 也正是苏轼所欣赏的，“韵高”是其对孟诗的肯定。
总而言之，孟诗之“韵”高在其诗高雅脱俗、含蓄飘逸的丰厚内涵，诗情和诗景水乳交融，不经雕琢自有意境，以“韵”胜是唐诗美的本质特征。而苏轼所论之“韵”则体现了宋诗美学的立场。
二、“才”之辨
（一）何谓“才”
苏轼对孟诗的评价过于简略，“才短” 中的“才”所指何意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一指“才学”，即诗中用典。施闰章《蠖斋诗话·诗用故典》中批评苏轼：“古人诗入三昧，更无从堆垛学问，正如眼中着不得金屑。坡公谓浩然诗，韵高才短，嫌其少料， 评孟固是。然坡之诗正患多料耳。”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以“才高而韵短”概括苏轼的诗病。对“才”的这一理解，反映出宋朝诗人在诗歌创作时的普遍追求。
二指孟诗风格的平淡枯瘠。此观点已在上一节论述过，笔者以为平淡的风格是孟浩然的最大特色，也正是苏轼称其“韵高”的原因之一。
三指孟浩然作诗之才能，认为其多为五言诗，且大多篇幅不超过四十字，他的才能不足以创作长篇诗歌。孟浩然“常自叹为文不逮意”，王士祯评孟诗“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施闰章《蠖斋诗话》也有与王氏相近的议论：“襄阳五言律、绝句，清空自在，淡然有余；衍作五言排律， 转觉易尽，大逊右丞。”而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多以“言志”为目的，诗歌是抒发和传递诗人的志趣之作，然而诗歌的体例、规模不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诗人的情感，所以篇幅长短不应成为判断是否“才短”的依据。
四指才思，认为其诗歌创作的过程中缺少推敲、斟酌的过程。王士祯在论及王维、孟浩然诗之区别时，说：“孟诗有寒俭之态， 不及王氏天然而工。”叶燮则说：“后人胸无才思，易于冲口而出，孟开其端也。”但这种说法，又被刘辰翁、沈德潜等学者抨击。正是由于孟浩然其人“淡”，才成就了其不事雕琢、浑然天成的创作风格，而并非不能为工语，如“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两句，实可谓工矣。
（二）“才”在何处
1. 理学之“才”
在宋代的大环境下，士大夫群体热衷于研究经学，各种各样的思想辩论贯穿有宋一朝始终，这样的社会环境，对当时文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人们受到了理学的熏陶，在其作品中或多或少有些理学的辩证思想；而文人为了传播、弘扬自己的理学观点， 更要创作出以明辨为主题或创作意图的文学作品。宋代文人的文集广泛收录了诸多辩论性质的篇章，这一现象也深刻地反映了宋代文化展现出的鲜明理学特质。由此，在前人关于“才”的探索中，“才学”这一观点更加合理，它并非指诗歌创作时的遣词造句， 而是指诗歌的思辨性。
“说理”也是苏轼诗词的一大特点，其诗字里行间蕴含着理学意味。如“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诗》）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平山堂》）在这些诗词中既有诗词原有的美学特质，又兼有某种哲学趣味，实现了哲学理性与艺术审美的有机互动。而这样的诗在唐朝也存在，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但诗歌的思辨性并不是所有诗人的自觉追求。
在孟浩然诗中，“思辨”则更为少见， 这或许和诗人的人生境遇有关。孟浩然长期远离世俗与官场，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其诗在题材、视野上的拓展与深入， 如其诗中略带哲理意味的一首《与诸子登岘山》也是创作于其短暂的幕府生活时期。
2. 从“才”看宋诗美学
有关“才”的几种解释，从宋朝诗歌审美的角度来推敲，有一定合理性。与唐朝诗歌所追求的美学原则“飞腾狂放的青春旋律”“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等不同， 宋代诗人为了彰显自己的才气，在作诗时力追求用字之精妙，特别是黄庭坚引领的江西诗派，将诗歌创作对字词的精心雕琢与典故的巧妙运用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如黄庭坚的《登快阁》一诗以“伯牙捧琴谢知音” 和“阮籍青白眼”的典故来书写世间难觅知音， 怀才不遇的无奈之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扬弃“唯在兴趣”的创作原则，在“意新语工” 的双向追求中，以全新的“言尽意”论来统合“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两种语言哲学观， 以力求“无一字无来处”的学问涵泳再造“隐秀”诗美境界。
但过度追求用典、炼字也会造成一定问题。过于追求用典，忽视了语言的独创性， 缺乏创新性，诗文中堆砌古人之辞，读起来颇有卖弄学识之嫌。同时，使得情感抒发的自由性有所下降，往往是选择典故替代情感输出，而唐诗往往选用眼前景或是想象等方法，在简约而质朴的白描技法中，生动展现诗歌所描绘的意境与传神之韵味，李白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如宋代诗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写道：“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
三、结语
缪钺在《诗词散论》中说道：“唐诗以韵胜， 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 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主情致， 宋诗主理趣；唐诗师法自然，“天然去雕饰”， 讲究创新，宋诗推崇前人，“无一字无来处”， 讲究继承。孟、苏两人处于不同的时代，对于诗歌的理解和创作认知有不同的看法实属自然。孟浩然注重平淡自然的文韵，苏轼则讲求才、韵兼具，既追求诗歌格调高雅，又要求诗歌才气纵横，内容深广，使之咀嚼有味。
苏轼以“韵高”指出孟浩然诗高于普通唐代诗人的优点，同时基于自身对诗歌的本质认识，以及孟浩然诗歌情感、题材、内容等方面给予孟诗“才短”之评。这一评价， 是在宋代文人的立场上产生的，孟诗中浑然天成的“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之处，是唐韵观，是孟浩然不自觉受其唐诗美学追求影响而流露于字里行间的，但孟浩然本身的“淡” 又恰好符合宋人“侧重于淡泊简远的自境与至味”的韵观，也正是这种巧合使得苏轼对其诗给予了肯定，即“如造内法酒手”一句， 苏轼将孟浩然比作御用的造酒师，侧面反映了在苏轼眼中孟浩然诗自有其价值。
而苏轼对于孟浩然“才”的评判，考虑到苏轼所处的时代及宋人对诗歌创作的普遍追求，则显得非常中肯。“才短”相较于批评， 更像是苏轼表达的一种遗憾，遗憾于孟浩然由于社会阅历等方面的不足，使他在“才” 学方面，即宋人所追求的哲理、用典等方面成就不高。或可将“才”这一理念从“诗” 转移到“人”上，遗憾孟浩然没有在诗歌、仕途或是其他更多领域取得更高的成就。
苏轼对孟浩然“韵高而才短”的评价总体上是中肯的。无论是苏轼评价孟浩然，还是我们评价苏轼的这种观点，都不能跳出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短短的五字评价，实质上折射了唐宋两代诗人不同的美学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