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张凯嵩编《杉湖十子诗钞》，其中所涉十人，身世、经历及诗风、思想各有不同。本文着重分析诗集尚未被前人繁化简、校注、研究的广西三子汪运、商书浚、曾克敬，与旅桂三子杨继荣、黄锡祖、赵德湘之诗歌内容与创作风格，对“杉湖十子”研究作出一定补充。
一、“杉湖十子”之六人背景简述
汪运，字任之，号剑峰，广西临桂人。生活于清道光年间，《临桂县志》说他“性倜傥，以文学名”，著有《沐日浴月庵集》。商书浚，字麓原，广西临桂人，著有《存恕堂遗稿》。商出身贫寒，生活困顿，科举不第。其诗风苍凉、深沉。曾克敬，字跻堂，号芷潭， 广西平乐人。其诗集《芷潭诗遗》仅存十余首， 但也得以窥见一漂泊游子形象。杨继荣，浙江山阴人，著有《柳塘诗存》。杨继荣人生不同阶段之境遇与心境转变，皆清晰反映于其诗中。黄锡祖，湖北汉阳人，其《香圃诗遗》为到广西后所作，其迁移原因不明。赵德湘， 江西南丰人，著有《丽则堂诗存》。诗集内容几乎全为临桂所见，鲜见家乡内容，但同为江西人的李宗瀛却是赵德湘诗歌中的例外。
二、六人诗集思想内容
（一）隐逸求道
“杉湖十子”与临桂结缘，诗歌中多少都有隐逸之思，原因或为贬谪，或为羁旅， 或为病痛，但从隐逸山林到求仙问道的只有汪运一人，《游仙诗并序》中便明确写道：“少小好仙，俗不吾赏”“采药石林，扶云来往”。汪运诗歌意象多见仙鹤、蛟龙、虎豹等，善学庄子之潇洒。《夜雨》《大雨》《昭平峡》《题黄云峰炼师道室》《舟夜偶成》中的蛟龙、虎豹体现诗人在自然中汲取的雄壮、豪野之气。《春夜月下独酌偶成》《道室》《题黄云峰炼师道室》《冬日过准提庵》中便用“鹤” 体现自然仙意，与蛟龙、虎豹所示威慑与压迫的自然不同，其清高独立、冷眼观世之态更具隐逸之意。汪运在学古人时，依旧保有自我风格，灵气斐然。
（二）羁旅漂泊
商书浚的诗可分四类：写景抒情诗，交游送别诗，羁旅行役诗，咏物诗，核心均为羁旅漂泊。如《秋暮野望》，尽是萧瑟凄凉之景，尾联的江雁作为点睛之笔，引发诗人感慨自怜。同为广西游子，曾克敬虽作品数量少，但依旧能从中读出其从追求功名到失意返乡的人生路径。初期寄情山水的诗歌， 大多豪气干云，而后期羁旅诗歌已然不见早期豪迈，如《连日阴晦泊大宜渡》“关山正绵杳，愁绝暮钟啼”，再如《出都言怀三首》写诗人多年追逐功名，结果“十年说经济， 赢得素衣尘”，无奈、自责的同时，更思念家乡、亲人，发出“寄书知达否，昨夜梦先归” 的慨叹。
杨继荣的西行苦旅，更为典型。攀山、渡水，穷困凄芜等描写占其羁旅初期作品的大部分，如《荒斋》《村灯》《客灯》等。杨继荣之诗在羁旅初期虽然饱含痛楚，但就诗歌内容上看对思乡之情较少涉及，仅《海上》与《寒食》中略有体现，可见其对山阴故土的想念此时并不太强烈，这与前两位广西籍诗人有所不同。
（三）孤寂怀人
通过羁旅、送别、山水等题材表达孤寂的作品较为常见，例如商书浚的交游送别诗中就袒露前路渺茫的伤感无奈，同时苦中作乐，为远行友人致祝福，乐景哀情更着孤凉。而黄锡祖以怀人体现并企图消解孤寂的内容与之相比，显得独特，这与黄久病卧榻的现实情况有关。
从《香圃诗遗》中自怀人组诗后的第六篇《闻雁》，便可见诗人之病状，何时染病未可知。此后，疾病一直出现于诗人文字之中，也贯穿至诗人生命的终点。久病且难以行动的状态，导致诗人从身到心的落寞孤寂。故黄锡祖十分珍惜与每一位友人的相遇，常为他人作诗，同诗友和诗。黄锡祖所写与友人相关的诗歌，有《醉歌行寄洪大壶城》《江上和少行》《送张衍澜茂才返蜀》《谢文节公遗琴歌》等。但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经典的属组诗《怀人八首》，这也是《香圃诗遗》之开篇。
（四）山水体物
商书浚作为广西籍游子，其为数不多的诗篇中，描写具体景物的仅见于桂林山水，如《晨起望宝积山》《木龙洞作》《水月洞作》。
曾克敬的诗歌内容与创作走势与商极为相似，如早期《湘中弦》《黄河晓渡》，极力刻画洪涛汹涌、波澜壮阔。后期羁旅苦闷上涌，无心观景，前文已有论述。
体弱多病的黄锡祖除去善于察人，还善体物。《舟行八咏》是其组诗中至为有趣的诗篇，所咏主人公为舟中八个部件，即“柁”“帆”“纤”“樯”“篙”“锚”“篷” 和“楫”。生命晚期，他主动游山，作《勾漏》《伏波山戏揽余生》两首，融入生命思考。
（五）结交拜谒
赵德湘与祖籍同为江西的李宗瀛来往甚密。从赵作品诗题来看，《丽则堂诗存》一百二十二首诗中，有二十首是写予李宗瀛或与之相关的，诸如《李小韦丈席上送客》《舟中寄李小韦先生》《有怀杉湖夜集写寄小韦先生》等二十首。从以上诗题中也可侧面观察到二人关系匪浅。赵德湘的许多活动，例如为画题诗、李园漫步、人日集会、饮酒和诗等，都因李宗瀛而起。这些行为下所作之诗， 不仅成为《丽则堂诗存》的一部分，还是赵、李二人交往过程之见证，具有叙事、记人之功能，同时也体现了后人将其列入“杉湖十子” 的合理性。
三、六人诗歌的艺术特色和创作特征
（一）以景抒怀、以物借力的艺术特色
本文所关注“杉湖十子”之六人，于文、思等领域无甚显赫造诣，于官场更无一席之地。如此境况下，文人从人间转向自然，所抒之怀与所取之力都变得更加复杂纠结。
汪运隐仙气质浓厚。诗歌的龙虎豪野， 以一种虚幻的形式，对人构成无言威慑，如《夜雨》“前溪夜半老龙出，风雨一窗愁剑飞”， 《大雨》“半空疑有蛟龙斗，万岭全收虎豹威”，《昭平峡》“潭黑蛟龙聚，林深虎豹眠”。仙鹤意象的运用，不仅有如《春夜月下独酌偶成》“醉来思跨鹤，瑶岛访仙灵”和《道室》“千年老鹤具灵性，从我休粮亦不肥”着重表现的仙风道骨之灵性，还有《题黄云峰炼师道室》“鬼眼瞰丹青射牗，鹤身向月立如人” 与《冬日过准提庵》“空庵不见人，鹤啄梅花雪”中着重体现的与世相隔之孤冷疏离。汪运用鹤、龙、虎、豹之庞物，除了表达崇尚自然的隐逸求仙之愿，还有借助神武之力， 去凡脱俗重新面对眼前世界之思。自此，汪运才能以“神仙”的目光任意评论凡世之人、事，可以在《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等诗中以冷眼调侃的隐士态度评价帝王之业。
黄锡祖虽久病不治，但或许正因为他长期忍受病痛折磨，才有对事物独特的观察体悟。《舟行八咏》通过体物，细腻别致地以拟人、比喻手法，生灵气于死物，体现各物功能性的同时，也包含天然、谐趣之美感。功能性的体现并不稀奇，兼带美感地描写此类器具， 才称奇，如“已讶轻如叶，那堪覆似飘。惯要江上月，愁坐雨中宵。翠羽晴还艳，乌油彩易描。一灯微透处，闲话羡鱼舫”（《篷》）， 此“篷”堪比仙人羽衣，柔美和谐，动人心弦。在这一组诗中，黄锡祖正同所乘行舟一般， 虽不复灵活生机，但精神依旧向往顺水游荡， 自由欢畅，其令人惊叹的观察力、感受力与共情力反映了其强烈的生命意识，让人感叹称扬的同时，又惋惜天妒英才。
（二）豪迈、凄楚并立的行诗风格
黄锡祖另有两组诗歌，《秋怀五首》和《春晚杂兴七首》。《秋怀五首》是学杜甫《秋兴八首》而作，主绘边塞秋景萧瑟，兼有辛弃疾的苍莽豪迈，又融合李贺的诡谲阴怖； 《春晚杂兴七首》位于诗集即将结束的部分， 实际暗指诗人自知生命已到晚期，或许行将就木，但是诗中所述的命运虽与卢照邻相近， 其归于平和的乐观心境却更像苏轼，第七首的诗尾也提及他的精神导师，“东坡先生聊赋诗”。
杨继荣虽不若黄锡祖有身与心的明显对比，但其精神苦旅中的前后对比也能体现豪情中隐含的丝丝凄苦。杨诗满布荒凉沧桑。荒凉感，初现于各色意象。大致是刚从山阴向西行，沿途景物皆着苦情色彩，《荒斋》《村灯》《客灯》等诗篇题目均为荒凉意象，内容基本也由各种荒凉意象堆砌而成，诸如“闲堦”“古径”“蜗涎绕壁”等。直到《浈阳峡》《望英德诸山》，可知杨继荣已然离开浙江， 来到广东，看到不同地貌，“云自乘空逸， 舟从脱险轻”“世情吾饱阅，对此转心平” 等诗句就可以感受到诗人逐渐开阔的胸襟。但这种由环境治愈的超脱，是满含无奈的逃避，其释怀亦不够纯粹。
赵德湘有《五日同人登宝积山（上有武侯祠）》，体现的便是诸葛亮文化的南移，“缅昔定鼎初，圣代辟蓬蒿。狼粪佛郎机，烽火千层霄”，诗歌充满了诗人对英雄及其忠义精神的赞美与敬佩，于是诗人自己的英雄气也难掩以至喷涌。一个无功无名的文人却有如此怀古豪情诗歌，这也与他的交往甚广息息相关。
（三）情趣、哲思融合的创作特征
黄锡祖在生命晚期通过积极出游登山锻炼意志、磨砺心境，如《勾漏》《伏波山戏揽余生》，诗中提及诗人行路难，走路姿势引路人发笑，“往来山下人，笑我足重趼”， 但诗人攀登时所想，却是“时代有推移，陵谷岂迁变”的哲思。诗人强烈的生命意识， 还体现于对细小生命独具个性的观察中，具体有《闻雁》《憎蝇》，诗人在诗歌中完成了“怜他”到“自怜”，“哀物”到“自哀”，“爱他” 到“自爱”的思想转变。如《憎蝇》中诗人行舟江上，苍蝇穷追不舍，他从一开始的厌恶、忍耐，到为之辩解，认为趋炎附势风气盛行之下，寒秋却有苍蝇随一个落魄者一路而下， 不啻一种忠诚行为，于是“一笑指苍梧，洒然卸行李。尔尝从吾游，饮尔冰井水”，潇洒结束人虫情谊。
杨继荣到湘水之上后，《浮湘六首》浩浩汤汤，又令诗人在无人之境进一步开阔胸襟，并多了一些面对无边沧水的平和哲思与邈远隐意，诸如“聊岁鸥鹭群，忘机永朝夕”“暇寻猿鹤伴，幽隐穷追攀”“翛然洄溯间，身世离尘滓”。
其后，再西行至八桂，《观阳朔诸山》《栖霞寺二首》《晚晴喜友人见过》《大瀜江道中得深字》等诗，更表现诗人积极乐观之面， 从悲观人间，逃至空明山水，最后以平静之心回到人间，欢愉、宁静铺满纸面。此间诗歌多含寺庙、猿猴、寒林、秋雁等禅意意象， 他希望成为隐逸散人的心愿得以实现，诸如“不解真如谛，遨游逸兴余”“生计渔人稳， 宵更尚泳游”“舟行不嫌缓，触景句初裁”。当心灵得到安抚与洗涤，其他正面情绪亦纷至沓来。诗人终于想起江南故土，承认自己对浙江的思恋，如“重以故乡感，兼之岐路情” （《旅夜》）的直接抒情，又如“桂岭独为客， 剡溪何处边”的隐晦提及。此刻，旅途终点广西山水与羁行始处浙江风土，共同成为杨继荣的心灵甘泉，化解其纠结与矛盾。
四、结语
广西三子汪运、商书浚、曾克敬与旅桂三子杨继荣、黄锡祖、赵德湘，作为“杉湖十子”成员，得到清代张凯嵩的认可后，也确实以其作品向世人证明其文学才华与思想高度。或许由于“岭西五大家”“临桂词派”“广西高密诗派”的光芒之盛，而使“杉湖十子” 未获得更广泛的关注与重视。其中完成“立功” 的龙启瑞、彭昱尧等人还能在“立言”之路上行得相对通畅，但正因为科举不顺、仕途无望才来到或离开临桂的剩下几位，更需要后人帮助他们完成一个真正“立言”之愿。针对“杉湖十子”的研究，还可以由此进一步生发、深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