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蒙古族作家嘎·西日胡的长篇小说《搏克手伊希根》，取材于巴尔虎部落中真实的搏克手故事，该作品在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实现了显著的审美突破。与民间文学改编中常见的“全能神性”英雄范式不同，该小说着力刻画了伊希根这一角色的“不完美”与“成长性”。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结合E·M·福斯特的“圆形人物”理论，系统分析伊希根形象如何从扁平化的传奇符号，转变为充满人性深度的“世俗个体”。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为民间故事的当代改编提供了人物创新的范例，也使得非遗通过具有现代共鸣感的人物得以“活态”传承。

二、《搏克手伊希根》简述

   新时期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书写与当代转化，已成为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趋向。在蒙古族文学的叙事传统中，基于历史人物与民间传说的英雄叙事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类故事在展现民族特色、传承文化记忆方面功不可没，但在小说创作中也往往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审美范式：英雄人物常被赋予草原“男儿三艺” （摔跤、赛马、射箭）俱全的超凡能力与完美无瑕的道德品质，其形象趋于“神性化” 与“功能化”。

   英国小说理论家E·M·福斯特曾将小说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1] 前者性格单一、固定，如同某种理念的符号； 后者则性格复杂，具有发展变化，更贴近真实生活中的人。传统英雄叙事中的“神性化” 形象塑造，极易导向“扁平人物”的窠臼， 虽凸显了崇高感与传奇性，却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在当代语境下， 其艺术感染力与可读性亦受到一定限制。

   呼伦贝尔巴尔虎民间故事非遗传承人嘎·西日胡创作的长篇小说《搏克手伊希根》， 为突破这一传统框架提供了颇具代表性的文本。该作品是嘎·西日胡的首部长篇小说。作者自1980 年步入文坛，于2010 年在《潮洛濛》杂志首次发表该长篇小说（蒙古文）， 2011 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于2021 年再版。该长篇小说入选内蒙古自治区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汉译本于2014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标志着作品进入了更广阔的接受与批评视野。

   小说以生于19 世纪初的著名搏克手伊希根为历史原型，讲述了贫苦少年伊希根凭借摔跤天赋扬名，历经南下北上、闯荡江湖的奇遇后，最终回归草原，以木匠手艺谋生。作者并未止步于讲述传奇故事，而是着力刻画主人公的“弱项”、成长中的蜕变与生活智慧，使其从一个传奇符号转变为生动的世俗个体。作者对伊希根形象的“人性化”与“世俗化”塑造是小说的核心创新点。这实质上是将人物从“扁平”的传奇形象向“圆形人物”的创新转化。分析这一形象转型的特质与意涵，能够揭示民间文学资源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创造性转化的有效路径：通过对“人” 的真实、立体与动态的刻画，为古老故事注入新的生命力，并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三、《搏克手伊希根》中主人公形象的审美转型分析

   （一）打破“全能英雄”的神话

   在蒙古族英雄叙事传统中，尤其是围绕“男儿三艺”构建的叙事中，“全能”近乎一种不容置疑的审美预设。纵观蒙古族史诗与民间传奇，对摔跤、赛马、射箭等“男儿三艺”的精通，构成了英雄形象最为普遍和典型的标识。这一审美范式深刻影响了后世的蒙古族文学创作，在当代诸多民间文学改编与小说创作中，男主人公依然被期望是具备“男儿三艺”的全能化身，任何能力上的短板都可能影响其角色的说服力。这种对完美英雄的单一化追求，正是催生大量性格静止、功能大于个性的“扁平人物”的根源之一。长篇小说《搏克手伊希根》的“叙事突围”，正由此处开始。主人公伊希根虽以其雄狮般的体魄和长期称霸那达慕的摔跤技艺闻名草原，但作者却刻意地赋予了他一项关键缺陷——射术不精。

   这一缺陷并非无关紧要的背景交代，而是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小说中，在伊希根一行从俄国运货返程遭遇劫匪的危急关头， 他挺身而出提议以比武定胜负。但在至关重要的射箭对决中，小说描写了一个近乎狼狈的细节：“射出去的箭穿过大衣的肩膀，扎进了后面的大树干。”[2] 这一细节描写凸显了“他原本不善射箭”。[3] 该情节以主动拆解“全能”神话的方式，将人物从不可企及的“神坛” 拉回可被理解的“人间”。一个在关键时刻失手的英雄，其形象由此获得了真实感与亲和力。

   从人物塑造理论看，这一关键缺陷的设立是伊希根形象挣脱“扁平”定型、获得人性复杂维度的重要标志。按照E·M·福斯特的观点，圆形人物的魅力正源于其复杂性与发展性。射箭的“弱项”构成了主人公复杂性的起点：它既打破了英雄“全能”的神话， 揭示了天赋的有限性，也为情节注入了悬念， 使叙事摆脱既定程式，获得了开放的可能。因此，对全能预设的消解并非贬低英雄，而是一种创新的叙事策略。它通过主动接纳人性的不完美，为伊希根形象奠定了真实的基石。这种“不完美”的设定，因其直面并包容了人性的真实，成为一种更高层面的完整， 也标志着人物从“扁平”传奇符号向“圆形” 生命个体的关键转型。

   （二）心性成熟与价值观念的务实

   传统英雄叙事通常讲述人物如何经历外界磨难，最终完成崇高使命。在这个过程中， 人物的内在性格与核心价值往往是稳定不变的。与之不同，《搏克手伊希根》展现的是一条向内寻求的路径：它关注具体的生活遭遇如何彻底地改变一个人，最终塑造出一个扎根于现实的“世俗个体”。这一转变过程， 清晰地体现在人物心性的成熟与价值观念的重塑两个方面。

   首先，内在心性的成熟。小说并未赋予伊希根完美的道德光环，而是着重展现其性格的动态轨迹。一个关键细节是，当他回想起自己当年在那达慕上向人炫耀银绳火镰、玉制鼻烟壶等贵重饰品的往事，竟“不由得脸颊发烫”。[4] 这抹“脸红”意味着英雄并非天生淡泊，他曾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的普通青年。更重要的是，这份惭愧本身是一种深刻的自省能力。正是通过自觉审视并接纳过去的“轻浮”，伊希根才由此走向了内在的成熟。这种指向自身的诚实与反思，使其后来表现出的沉稳与内敛不再是静态的道德标签，而是在生活经验中不断成长的内在品质。

   其次，价值内核的重塑。伊希根曾遭受商人欺骗、被朋友陷害，这些切身的教训让他深知生活之艰难。其应对方式也因此变得极为务实：他会用一只名贵的鼻烟壶去换三十只能持续产崽的母羊，也会在受雇看守驿站时，将月薪从两只羊争取到四只。于是，有人半是好奇半是调侃地问他“你怎么成了一个十足的商人啊？”[5] 在传统眼光里，这或许不够慷慨，但对伊希根而言，这是在充满风险的环境中保障自身生计最实际的做法。伊希根所表现出的精于筹划的“商人”特质， 需置于小说所描绘的社会发展背景中理解。在商品经济因素逐步渗入草原的进程中，传统的生活与交往方式面临新的挑战，个体的风险意识与计算观念随之增强。面对这种变化，伊希根的“务实”便是个体的生存智慧。其将饰品置换为可持续生产资料（如母羊） 的选择，既不同于史诗及传奇故事中英雄豪杰的无私慷慨，也区别于对商业文明的简单排斥，体现了一种在现实中寻求安身立命的理性。

   最终，一个完整的“世俗个体”形象得以确立。E·M·福斯特指出：“检验一个人物是否圆形的标准，是看它能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让我们感到意外。”[6] 这一标准在伊希根身上得到了体现。当故事的视角从传奇想象转向现实生活，其性格与价值观便在每日应对生计中逐渐形成。于是，那份以务实为底色的生存智慧成为他最鲜明的特质，也定义了他作为“世俗个体”不可替代的核心—— 这与传统英雄的浪漫构想截然不同，也正赋予了他作为“圆形人物”最真实可感的生命力。正如乌日斯嘎拉教授所言，伊希根的形象最终丰满为“不仅成为远近闻名的搏克手， 而且逐渐成长为一方面谙熟江湖门道、明辨人情世故的老者，一方面也是依靠勤劳的双手支撑家庭并经历非凡一生的人物”。[7] 这一评价，恰印证了其心性与价值观念的完整世俗化转型。

   （三）非遗书写的融合与人物塑造的深化

   小说对伊希根形象塑造的最后一重升华， 在于赋予其“匠人”身份。这一设定不仅在文学层面丰富了人物维度，更体现了一种深刻的非遗书写自觉，成功将草原生活中的多项非遗编织进具体的人物生命史，实现了文化传承与人物塑造的内在统一。

   这部小说的创作根基便是一项珍贵的非遗。伊希根的传奇故事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世代相传，本身就是典型的民间文学资源。我国民间文学资源蕴藏量极其丰富，在题材和思想上为当今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源泉和养分。[8] 作家嘎·西日胡作为该项非遗的传承人，其小说创作本身就是一次卓有成效的非遗书写实践，完成了将口头文学转化为现代叙事文本的创造性跨越。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将搏克文化、那达慕精神以及蒙古包营造技艺等诸多非遗元素，有机融入主人公的生命轨迹与生活场景。其中， 蒙古包营造技艺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杰出代表，得到了尤为突出的呈现。传统技艺具有地域性、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它是一个地区或民族的文化表征。[9] 小说通过精湛的细节描写，将这项技艺化为伊希根的生活日常。文本中有一段翔实的描写：“伊希根做的蒙古包有三样东西让人赞不绝口：蒙古包的门不是传统的毡门。他模仿土坯房的木门， 用松木做成了有两条横木，在七块门板边上打了四个榫孔，上面有凹槽，用深棕色的漆给门板上了色。套脑由六十根小木条、一个芯儿、两条横牚之间的四根木条组成。乌尼用松木制成，靠套脑的一面呈四方形，贴哈那的一边呈圆形，看起来整齐干净。”[10]

   乌日斯嘎拉教授曾指出，小说后半部分主人公“一心钻研蒙古包制作技艺，缺乏有趣的情节和事件”。[11] 这一观察确实点明了小说叙事上的一个显著变化：故事的重心从外部的冒险传奇转向了内部的日常生活。如果从非遗传承的视角解读这一转向的意涵， 可见作者细致刻画伊希根改良蒙古包和勒勒车的技艺，实则在于将非遗的“手艺”巧妙地写成人物安身立命、寻找生活意义的“内心修炼”。在这里，劳作代替了惊天动地的冒险，成为伊希根实现个人价值、展现生活智慧的平凡舞台。此处的“匠人”身份，绝非简单的职业补充。它以一双“巧手”打破了“搏克手皆鲁莽”的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 这些技艺、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伊希根所归属的鲜活文化世界。

   因此，“匠人伊希根”这一形象完成了一种融合性的非遗书写。它既是对民间文学源头的叙事转化，也是在虚构文本内部对多重非遗的活态呈现。读者在追随其命运、理解其选择的过程中，也身临其境般地走进了那片蕴含丰富非遗资源的大草原。这种通过塑造“圆形人物”来有机整合并呈现文化生命整体的创作方式，为当代文学深度参与非遗活态传承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路径。

四、结语

   嘎·西日胡的长篇小说《搏克手伊希根》通过对主人公形象的深度重塑，实现了从“全能英雄”到“世俗个体”的审美转型。小说打破传统英雄叙事中的“神性化”框架，赋予伊希根真实的人性弱点和成长轨迹，展现了其心性成熟与价值观念形成的内在过程。同时，小说巧妙地将搏克文化、蒙古包营造技艺等非遗元素融入人物生命史，实现了文化传承与人物塑造的深度融合。这一创作实践不仅为蒙古族民间文学的当代改编提供了人物创新的范例，也为非遗的活态传承开辟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