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江海市实验中学“新世纪优秀学生干部表彰大会”上， 王君作为六六届老校友、作家，受邀为代表颁奖。最后一位上台的是个女生，她站在了王君面前，王君一下子愣住了，真的太像她了。王君恍恍惚惚颁完奖，离开了母校，骑上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行驶。
王君心中想的“她”，叫文招娣，小名“弟弟”。她上有两个姐姐。一九五○年母亲怀她时，算命先生对父亲说：“你老婆这次怀孩子，臀部大，肚子尖，一准是男孩。”父亲惊呆，盲人看不见，怎么知道是“臀部大、肚子尖”？故对此话深信不疑，辞掉上海纱厂的固定工作，回到江海市，在家里开了个书店赚点钱，一心侍候老婆保胎，结果还是个女儿。
“弟弟”是女儿身，男孩命。小学至初中，王君与她同班，只有她欺负人，没人敢惹她。“弟弟”与王君住同一条街，隔三个门牌号， 从小做伴一起上学放学，沿路她不是跳蹦，就是踏小石头，相形之下， 王君文雅得倒像个女生。“弟弟”的学习成绩，原来不差。初一之后， 爱上了射击运动，经常集训、比赛，成绩有些下滑。王君常帮助她复习， 借课堂笔记，所以“弟弟”在班上保持中游。王君学习之余爱看书，常到“弟弟”家揩油。
王君回到家，放下自行车，进了书房。相片墙上，挂有一张发黄的照片，四男二女，时间记录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是欢送“弟弟”参军的合影。
一九六八年底，江海市实验中学的初中毕业生，除了极少数同学升入高中外，全部下乡插队。“弟弟”与王君分在一个生产队，还有其他学校的三男一女，六个知青同住在一排知青房。“弟弟”住王君的隔壁，中间隔着一道双层芦苇编的“墙”。下乡后，“弟弟”很快就适应了， 工分挣了不少，自食其力。倒是王君，重活干不动，常被队长照顾干杂活。下乡后第一个春季，十九岁的王君正长身体， 分的粮不够吃，特容易饿。那天队长派他一人去拔蚕豆，居然偷吃生蚕豆，吃了个饱。晚上王君突然发热，又吐又泻。几个知青赶忙将他送到公社医院，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 洗胃，打针，输水。“弟弟”忙了三天三夜， 帮王君洗脏衣裤。自打这次后，王君心里对“弟弟”有了别样的感觉，一天不见就想她， 这种感觉以前没有过。
下乡不久，公社接到县里通知，要举办文艺活动。公社抽调了“弟弟”和队里的另一个男知青，去排练《红灯记》片段。男知青扮“李玉和”，“弟弟”扮“李奶奶”。还别说，“弟弟”的外形、声音、性格还蛮吻合“李奶奶”的。王君常去看“弟弟”的演出。演员集中吃住在公社，离生产队十多里地，“弟弟”不常回队。王君每天在队里劳动，回知青房看不到“弟弟”，总有些牵肠挂肚。一天晚上，王君已经睡了，感觉有人敲“墙”。
“王君，睡了吗？”是“弟弟”很轻的声音。
王君一骨碌爬起来了。
“弟弟”说：“我回来是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王君迫不及待地问。
“弟弟”压低声音说：“‘李玉和’今天下午在后台偷偷吻我，吓死我了，怎么办？” 她说的“李玉和”是那个男知青。
王君听了后，脑子嗡的一下，差点没晕过去，愤怒的话涌到嗓子眼儿，没说出一个字。
“弟弟”在隔壁着急地问：“哎，你怎么不说话？”
王君不知道该说什么，傻站在“墙”这旁。“弟弟”见王君不说话，甩了一句：“窝囊废。”
王君不知道“弟弟”什么时间走的。之后很久，两人见面都很尴尬，却没提这件事。王君开始疏远了“弟弟”，而“弟弟”见王君时话也少了。
冬季征兵开始，六个知青都报了名。政审、体检，唯“弟弟”一人成功入围，圆了当兵梦，干上了一名通信连的话务员。六个知青凑了份子钱，去镇上合影留念，欢送“弟弟”。那天王君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醒来， 发现口袋里有一个小日记本，扉页是“弟弟” 秀丽的字：“等我回来。”
三年后，王君等到“弟弟”回来了，却是在她的追悼会上。“弟弟”在部队一次执行任务中，为保护战友，被电线杆砸中牺牲了。王君闻讯悲痛欲绝。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知青进城后，王君考上大学，当了作家，写了许多作品，唯有“弟弟”不敢写。今天在母校见到那位女生， 长得真像初中时的“弟弟”。王君从书橱拿出一个盒子，打开用油纸包的小日记本，“等我回来”几个字跳入眼帘，王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眼婆娑，拿起笔写了一篇纪实小说， 题目就是《弟弟》。
发表于《参花》2021年，8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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