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班主任是铁下心来要把毕三撵回家去，她确实是气急了。毕三这家伙皮得也太过分，他从家里带了几条刺鳅到班上，趁人不备，分别塞进了两个女生的书包里，当班主任走进教室上课的那一瞬间，两个女生接连惊叫起来，其中一个女生还吓得哇哇直哭。
班主任很快就弄明白了，类似的事情记不得毕三干过多少回了，她把毕三赶出了教室，然后叫我放学时到他家直接告诉他妈妈，从今以后毕三不用再来上学了。
其实毕三的情况他妈妈都知道，这个书迟早有一天是不会再念下去的，因为之前班主任三天两头都叫我带信让她到学校去。开始他妈妈很紧张，来一次，回家就揍一次；后来干脆就不来了，任凭老师怎么去惩罚他。现在又发生了带刺鳅吓唬女同学的事情，你说这事能怪班主任吗？
到了第二天中午上学的时候，我在街上迎面撞见了毕三，他左手越过肩膀背着一只硕大的扁篮，侧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站立着的乌龟，另一根绳子拖在地上，走一路拖一路。他低着头紧跟在妈妈身后，看样子是陪他妈妈从菜场卖鱼刚刚回来。他也看到了我，只是用右手在胸前摇个不停，估计是叫我不要和他说话。是的，他妈妈一旦缓过神来发现我是去上学的，少不了又要对他一顿臭骂。
毕三这外号不知是哪位同学给喊出来的，因为他排行老三，所以叫他毕三也没错到哪里。但我不敢这么喊他，每次都喊他毕红兵，如果我喊了，他肯定会打我，尽管我还是个班长。他有时候拳头一握，眼睛一瞪，天王老子都不认。
一晃就是多少年，我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县城，被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报到当天去食堂打饭时一眼认出了玻璃隔墙里的毕三，见他戴着顶雪白的帽子，手握一把大铜勺，笑嘻嘻的。一问才知道，他是顶替他爸爸进来的。厂子里考虑他文化程度不高，就安排他在食堂烧饭。那段时间，我每次到食堂，都是占尽了便宜：递上一块钱的菜票，他不但能让我端上一碗堆尖的红烧肉或者是最中间的一截鱼肚瓜，还能找回我两张五毛的菜票，叠在一起。才开始我以为是他不小心把账算错了，正要开口说话，他却朝我挤了挤眼睛，我便不好再吭声。后来我趁没人的时候提醒过他：“今后不能这样，于公于私都不太合适。”他把铜勺往菜盆边上一敲：“就你规矩多。”
进厂的日子长了，我发现他好像对其他职工也特别客气，只要是他在窗口，汤汤水水的总能给人多舀一勺半勺，以至于不少人都说“毕三人缘好”。后来，食堂经常亏损，查找原因时，毕三被揪了出来，总务科长说他那把铜勺有洞，止不住，要求直接开除，但这时候有人出来说话了，说他既没贪污，也没挪用，只能算是工作不负责任，也犯不着开除，于是被调到了水房卖开水，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清水衙门，没有诡吊的。但是毕三依然我行我素，一天下来估计也收不了几张水票，至少这段时间我每次打开水都是不用掏的。有一次，我极其善意地告诉他：“这是明显的损公肥私，千万不能再这样了，否则恐怕连工作都保不住。”“什么这个公那个私的。我就是觉得大伙儿在一起关系不错，不好意思收人家钱。再说了，厂里也不在乎这几个小钱，厂长少喝一顿酒能抵几十吨水呢。”
当时我在厂办，整天忙着职工的调资定级评职称，深得厂长的赏识，但人缘混得不比他好。
我们俩先后被分配到同一个集体宿舍，是大车间改建的那种，二四的陡子墙砌得似乎也就比人稍稍高一些，触手可及；顶上通体吊的是纤维板，外面风一刮，吊顶上的灰“沙沙”地往下掉；谁家抬杠吵架、甩锅掼盆，大宿舍里全知道。到了第二天一上班，厂里准会齐刷刷地议论这些破事，没有丝毫秘密可言。
毕三人缘好，个儿头又高挑，许多同事都愿意帮毕三物色对象，逢人就夸，说他除了识字不多，其他都好。时间不长，果真来了个女的，见面没几天就睡到了一起。从那时起，就经常听到她用那沙哑的嗓子骂他“狗屎脑子，人家骗你都不知道”“穿这么少，想冻死你啊”之类的话，特别刺耳；更瘆人的是半夜里常听到他俩一会哼哼叽叽，一会骂骂咧咧，有时闭上眼睛听他俩闹腾就像看电影，仿佛是在开进深山里的一列重载火车，先是吭哧吭哧地加油加汽，然后爬一会，歇一会，没待你缓过神来，又是吭哧吭哧几声，其间夹杂着呐喊和咒骂，死去活来。从来不顾及我们单身狗的感受。直到有好事者猛咳几声，这才消停。那阵子，我隐约感到挨骂也是一种温暖，一种享受，怪自己怎么找不到一个人来骂骂。几年后，历经曲折，我终于找了一位温顺的女孩，但由于我们之间缺少疯狂的爱与恨，所以生活始终难起波澜。
厂里集资盖楼，我们又分到了一起。他在四楼，我在三楼，不是都说金三银四嘛，我选择的余地肯定要比他大许多，但住进去之后我就后悔没有择邻而居，至少当初我们应该颠倒一下。因为我家楼板经常给他们震得叮咚响，走来过去，“踢踢踏踏”，不知道他家哪来的这么多事情，很少能安宁下来。
每天早上天色未明，他就能通过楼板把我们从睡梦中弄醒。后来听说环境太静容易得“落针综合征”，时间长了，我们也就自然适应了。
“砸三铁”“5S”管理、绩效挂钩，厂里没有一次整顿不是轰轰烈烈，但这依然止不住企业效益逐年下滑的步伐，在那次末位淘汰的专项改革中，毕三被列入首批裁员下岗的名单。确实是的，你说说他不下岗谁下岗？当其他下岗职工还在整天牢骚满腹，到办公室和我们纠缠不休的时候，毕三早已若无其事地操起了他的旧业，但这回他不再是去贩卖普通的鱼虾，而是盯着黄鳝、老鳖和螃蟹这些高档的水产品。
有一次，我从新华书店出来，遇见他，他指了指我腋下夹着的新书问我上面写的什么字，我笑笑，忽然想起来一个问题，就问他，“你识字少，贩鱼时难免要打个条子什么的，怎么办啊？”他说：“我只要会三十一个字就行了”，他识的字居然能精确到个位数，能数得过来，我也是服了。他扳着指头一一报给我听：“今、领、欠、到、长、甲、爬、鱼，每、斤、两，万、千、百、十、元、角、分，毕、红、兵，再加上十个数字。”他卖的虽然是黄鳝、老鳖和螃蟹这三种高档水产，品种不多，但偏偏这三种水产的名字又特别难写，于是，他就把它们分别改叫成长鱼、甲鱼和爬鱼。“那几个字太复杂，直接写不起来。”
因为他贩鱼多半贩的是高档货，所以经常和县里一些像样的饭店打交道，然后总能以最高的价格和丰厚的回扣与他们建立起默契的买卖关系。经过努力，他最终把生意做进了县招待所。
刚开始的时候，他每天和招待所职工一道上下班，帮人家杀鱼，拣菜，甚至掌勺，既不要工资，又不要名分，只要招待所答应天天用他的水产品就行了。这时候我在厂里已经当上了厂办主任，负责全厂的接待工作，而且还被公认为是行政副厂长最合适的人选，那段时间我整天忙于迎来送往，出入县招待所，每次见到，他都会冲我一笑，主动跑过来拍拍肩膀，然后倚在吧台边上看我一边咬着牙签，一边在账单上签字。
因为他常驻招待所，因此认识了不少县领导以及局干部。他见事生勤，经常愿帮这些人打杂，很讨人喜欢。“小毕三，把这两瓶酒送到我家去。”“小毕三，我家来亲戚了，烧个小鸡端过去。”去了之后，毕三或许还能有事无事地帮他们顺便扛个煤气、拎袋米，或者顺手把垃圾带下楼。
在这期间，他找过我把他的人事关系转走了，成了县招待所的一名正式员工。而我所在的国有企业由于人浮于事，制度僵化，越来越像是一只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恐龙骨架，没有一丁点的气血。我们打牌喝酒、嚼白聊天的时间一天天地多了起来，工资奖金也一天天地滑了下去，大家就这么干耗着。饿不死，也胀不昏。
毕三调走后不久，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休息，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毕三。他的神情似乎有些慌乱。“倒杯茶给我喝喝，我到现在连饭还没吃呢。”我问：“什么事这么忙啊？”“你把衣服披起来，我们慢慢谈。”
这几年随着招商引资、检查评比等各项工作的不断增多，招待所门庭若市，生意十分红火，好些人因此对所长这个位置虎视眈眈，尤其是屈居其后的那位副所长，可谓是蓄谋已久，有的领导试图通过明升暗降的方法把所长调到哪个科局去，好把位置腾出来，但所长死活不肯走，甚至放出话来：“给个局长我都不去。”副所长无奈，便使出许多办法想把他拱走，包括安排亲信写举报信，甚至在网上发帖子，列举了所长的种种劣迹；所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暗中操控手下的人直接举报，要求将副所长调走。一时间，招待所闹得乌烟瘴气。县领导每次来就餐，总会有人凑上去打小报告，有的职工甚至当着外地领导的面说三道四，让县领导十分难堪。尤其是新来的县长，直接就不敢在招待所就餐住宿，无奈之下，他要求对招待所实行承包，在目前两位所长之外另选他人。政办安排招待所内部员工无记名投票，哪知道两股势力咬上了，互不相让。最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票投给了刚调来的毕三，“毕三人缘好”也是大家公认的。政办主任看到结果眼前一亮，表示尊重大家的意见。主任认为毕三不仅懂采购，会掌勺，又会来事，不管大干部小干部，没人说他坏的。如果说有什么短板，那就是不懂得做事的规矩。主任认为虽然识字不多，但不影响干事，毕三算是个人才。他怕夜长梦多，便迅速与毕三签订了承包协议，招待所从此更名为富源大酒店，聘任毕红兵为酒店总经理。政办还要求他每年上交一定数额的承包费用，但同时也赋予了他一定的人事权和财权。
“你知道啊，我到现在心里还在扑通扑通的，如果这次不是主任在后面撑着，我是不敢签这个字的。我怕我干不下来，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有文化，又是搞办公室出身，管这个酒店可以说是小菜一碟。我今天家都不回，就是专门来请你，我们弟兄俩捆起来一块干。”我说我还没有思想准备，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考虑什么啊？就这么，干！”
毕三走后，老婆立马就把脸沉了下来：“你说说，你这么多年混成了什么样子，一个堂堂的大学生，整天死要面子活受罪，天天想着往上爬，想着别人恭维你，混到今天变成了一个鱼贩子的马仔……”她数罪并罚，房间里终于发出了阵阵“乒乒乓乓”的声音。
（发表于《参花》2022年4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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