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出生在豫南大地。他是家中长子,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父亲小时候虽个子不高,但身板结实, 黝黑的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容。村里人都说,建中这孩子老实本分,将来定是个过日子的好手。

父亲念书只念到初中。他跟着爷爷下地干活,锄草、施肥、收割,样样都学着做。他虽然话不多,但手脚勤快,从不偷懒。

待年岁稍长,经人介绍,父亲进了乡里的轧花厂当工人。

轧花厂是那个年代乡镇企业的寻常模样——几间红砖瓦房,几台“轰隆”作响的机器,几十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父亲被分配去操作轧花机,就是把棉籽和棉絮分离的那种机器。机器运转时声音很大,车间里到处飘着棉絮,工人们头上、眉毛上常常沾满了毛茸茸的棉絮。

父亲在轧花厂干了两年多,虽然辛苦, 但每个月能挣回十几块钱的工资,对家里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省吃俭用,把大部分钱都交给了奶奶。奶奶心疼儿子,有时偷偷塞给他几毛钱让他买点好吃的,父亲却总是摇摇头,说:“娘,我不缺啥,您留着给妹妹买点布料做衣裳。” 

那是一九八二年的深秋,天气已经转凉, 车间里却依然闷热。父亲像往常一样站在轧花机前操作着,机器“轰隆隆”地运转,棉絮在空中飞舞。那天不知道是机器出了故障, 还是父亲太过疲劳分了神,他的左手被卷进了正在高速运转的机器里。

“啊——”一声惨叫,猝然从车间里传了出来。

工友们冲过来时,父亲已经昏倒在机器旁,左手血肉模糊。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起来,有人急忙跑去通知厂长,有人张罗着找车将他送往医院。厂长从办公室跑过来, 一眼望见父亲受伤的手,脸色瞬间煞白,连声喊:“快!快送卫生院!” 

镇上的卫生院条件简陋,医生看到父亲的伤情,摇了摇头,说:“这只手怕是保不住了,得赶紧往县医院送。”可是从镇上到县城路途遥远,又没有像样的交通工具。等父亲被送到县医院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

医生最终为父亲做了截肢手术。左手的手指,除了大拇指和食指勉强保住了部分功能,其余三根手指都被截掉了。那只曾经握过锄头、扛过粮食、撑起一家生计的手,从此变得残缺不全。

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出院后, 父亲回到村里。轧花厂赔偿了一笔钱,但在那个年代,赔偿的数额很小。自此,父亲的左手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正常抓握东西。

父亲没有被命运击垮。他学会了用右手做所有的事情,左手虽然残缺,但剩下的两根手指还能做一些简单的动作。他开始重新适应生活,重新学习劳动。村里人起初都用同情的眼光看他,但渐渐地,大家发现他干活依然踏实,做事依然认真,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父亲在家里休养了大半年,身体恢复了一些,只是再也不能回轧花厂了。他开始在家种地,用一只手握锄头,用一只手挑水。刚开始的时候很艰难,锄头握不稳,水桶挑不平,但他没有退缩,硬是咬着牙一遍遍地练, 手上的老茧磨破了,结了痂,再磨破。慢慢地, 他竟摸索出一套只用一只手干农活的法子, 虽说速度比常人慢了些,但从来没有耽误过地里的收成。

后来,他又凭着一股韧劲,自学起了拖拉机维修技术。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一个人蹲在机器旁反复琢磨,不弄明白绝不罢休。到了农忙时节,谁家的拖拉机坏了,人们都来找他维修,渐渐地,他成了十里八村有名的巧手维修工。

而我的母亲,出生在离乡镇不远的另一个村子。

母亲同样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外公常年在外,家里的大小事务,全靠外婆这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苦苦支撑。母亲是家中第二个孩子,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母亲三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 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

那天傍晚,母亲突然发起高烧,小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浑身滚烫。外婆急得团团转,只能用土法子给她降温——用湿毛巾敷额头,用白酒擦身体,但烧就是退不下来。那时候农村根本没有电话,更不用说救护车了。外婆连夜赶到几里外的卫生所,可卫生所早已关门。外婆又跑到大队支书家求助, 支书当即派人到处找医生,等找到医生时, 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

医生赶到家里,给母亲量了体温,看了看喉咙,又听诊胸口,一番检查后,医生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他对外婆说:“孩子高烧太严重了,得赶紧送到公社卫生院去,我这里药不够,怕是控制不住。” 

外婆借了一辆板车,铺上一床棉被,把母亲放在上面,拉着板车就往公社卫生院跑。大舅跟在后面推着板车。到了卫生院,医生给母亲打了退烧针,开了药,但高烧反反复复, 始终没有彻底退下去。

母亲在卫生院住了好几天,高烧终于退了,却落下终身缺憾——小儿麻痹症。她的双腿渐渐绵软无力,最后竟然无法站立。医生安慰他们说,坚持做康复训练,或许能恢复部分机能,但想要恢复到常人状态,希望十分渺茫。

外婆和大舅带着母亲四处求医,辗转周边县城。那时家境贫寒,不仅耗尽积蓄,还欠下一身外债,母亲的腿始终不见起色。

到了上学的年纪,母亲只能一瘸一拐地跟着小伙伴去上学。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到了小学毕业那年,母亲心疼外婆独自拉扯一大家子太辛苦,便主动在家帮外婆分担家务,照顾弟弟妹妹。

母亲在家学做针线活,学织毛衣,学做饭,但凡农村妇女能做的事情,她都试着去做。她用灵活的双手在灶台前忙活,在缝纫机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她的手艺比村里很多妇女的都要好,绣的花样、织的毛衣,谁见了都夸赞不已。

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渐渐长成了一个坚强独立的姑娘。她虽然行动不便,但内心比很多健康的人都要强大。她虽然走路很慢, 但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她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虽然旧,但洗得发白、叠得整整齐齐。村里人都说:“小梅这姑娘可惜了, 要不是腿不好,多少好人家都会争相上门提亲。”

父亲和母亲的相识,是通过媒人介绍的。

那时候父亲已经三十六岁了,虽然能干农活,懂维修手艺,但毕竟左手有残疾,方圆几十里的人家都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爷爷奶奶为他的婚事操碎了心,托了好几个媒人,相看了好几个姑娘,但人家一听说男方的情况,连面都不肯见。

母亲的情况也差不多。她虽然容貌周正, 心灵手巧,但双腿需要借助拐杖才能走路。

一九八五年冬天,本村一个媒人把两家撮合到一起。媒人对外婆说:“陈楼村有个姓杨的后生,左手有点残疾,但人老实肯干, 家里有几亩地,日子还过得去。你们家小梅要是愿意,我安排见一面。”外婆把这事跟母亲说了,母亲沉默了很久。她不是不想嫁人,而是怕嫁过去受委屈。毕竟一个残疾女子, 嫁到一个陌生家庭,难免会有顾虑。可她也不能一直待在家里不嫁人,弟弟妹妹都渐渐长大,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

母亲想了一夜,第二天给媒人回话,表示愿意见面。

相亲的那天,阳光明媚,媒人领着父亲来到外婆家。老实巴交的他穿了一身整齐的旧中山装,脸上带着腼腆的笑。他站在堂屋略显局促,那只残缺的手一直刻意放在背后, 生怕被人嫌弃。母亲坐在椅子上,上下打量着父亲。她注意到父亲虽然手有残疾,但人看起来很精神,眼睛很亮,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父亲也看着母亲。眼前这个干净利落的姑娘,虽然拄着拐杖,但腰板挺得很直,眼神里有一种他从未在其他姑娘身上见过的特质——那是历经苦难之后沉淀的沉静与坚韧。

两个人聊了几句,无非是你家几口人、种几亩地、一年收成多少之类的话。父亲说话声音不大,但很实在。母亲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说:“我有手有脚,虽然少了几根手指头,但能干活,能挣钱,不会让你跟着受累。” 

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我腿也不好, 咱们谁也不用嫌弃谁。两个人搭伙过日子, 互相帮衬着,总能过下去。” 

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一九八五年秋天,父亲和母亲成了亲。婚礼很简单,没有花轿,没有乐队,只是在堂屋里摆了几桌酒席,请亲戚邻居吃了一顿饭。母亲穿着外婆给她做的新衣裳,坐在椅子上,父亲站在她身边。没有繁文缛节,就此礼成。

母亲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她知道,从今天开始,她有了一个家,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虽然这个家清贫,虽然两人都身有残疾,但只要彼此相守,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苦,但两个人互相扶持,倒也过得有滋有味。父亲下地干活,母亲在家操持家务。

父亲仅凭单手学会了做所有农活,母亲靠双拐支撑学着做饭、洗衣、喂鸡、养猪。两个人谁也没有抱怨过命运的不公,只是默默埋头苦干。

一九九二年,母亲怀上了我。这个消息让父亲和母亲都高兴得不得了。父亲每天干完活回来,总要坐在母亲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肚子上,感受里面那个小生命的动静。父亲干活比往日更加勤恳卖力,一心打理好田里庄稼,盼着多有收成,只愿孩子降生后, 不必受饥寒之苦。

一九九三年夏天,我顺利降生。父母为我取名杨运祥,父亲说,“运”寓意好运,“祥” 代表吉祥,只盼我生来自带福气,一辈子吉祥平安。

父亲是在二〇〇三年的春天开始觉得不舒服的。他时常咳嗽,起初只当是普通感冒,并未放在心上。后来咳嗽日渐加重,有时还会咳出血丝,身形也日渐消瘦。母亲劝他去医院检查,他总说:“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 

他舍不得花钱就医,那时候的农村人, 小病向来硬扛,实在撑不住了才肯去医院。父亲就这样硬撑了数月,直到某天在田间劳作时突然晕倒,被同乡邻里抬回了家中。

母亲吓坏了,赶紧让舅舅们帮忙把父亲送到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医生把母亲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语气沉重地说: “肝癌,已经到了中晚期。” 

母亲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半天没有说话。她的大脑一片空白,耳边“嗡嗡”作响,医生后面说了什么,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那天晚上,母亲坐在床边,看着熟睡的父亲,一个人哭了很久。她不敢哭出声,怕吵醒父亲,只能无声地流泪。

母亲是个坚强的女人,哭过之后,她擦干眼泪,开始想办法。她四处借钱,亲戚、邻居、朋友,能借的都借了个遍。她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粮食、鸡蛋、家里养的猪,全都换成了钱。她要给父亲治病,哪怕倾家荡产, 她也要保住父亲的命。

父亲开始了漫长的化疗。每隔一段时间, 母亲就拖着残疾的身体,陪着父亲去医院。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脚步,挂号、缴费、拿药,所有的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在跑。她的腿因为长期拄拐,磨出了一个个血泡, 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但她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疼。

那时我不懂什么是死亡,仿佛这个词语与自己毫无干系。

父亲每天都跑步,但跑了很久,依旧没有一滴汗流下来。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病是治不好的,但他愿意赌一把,万一奇迹出现了呢?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一直是地道老农的模样,终日与黄土地为伴。他的身上除了泥土气息,还萦绕着淡淡的柴油气味。父亲是村里远近闻名的修车师傅,手艺精湛,为人厚道。谁家拖拉机出了故障,只要登门相求, 他常常顾不上吃饭,也要热心帮人修理,且向来分文不取。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说话。他很少用说教的方式教育我,每次我犯错以后,父亲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先打我一顿。母亲一边抱着哭泣的我,一边埋怨父亲下手没轻没重。父亲也不吭声,气呼呼地坐在门槛上抽烟, 烟味弥漫整个屋子,熏得母亲和我直咳嗽。

母亲就把父亲往门外赶,说:“什么时候抽够了,什么时候回来。” 

父亲也不还嘴,立马起身走出门。在村里逛了一圈后,他还是乐呵呵地回了家。母亲也实在拿他没办法。

二〇〇八年的初秋,我亲眼看着父亲在我身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多希望父亲那次合眼只是在沉睡——父亲被病魔折磨得实在太累了。但那一次,父亲闭上眼睛,我看到他的脸上渐渐浮现出笑容,那种安详又舒展的笑容,那种仿佛终于解脱的模样,让我心头堵得发慌,眼泪顿时止不住地往下流。

那一夜,我守在父亲的水晶棺旁,望着他离世后安详的面容,越想越悲恸。我想到从此天人永隔,再也见不到他了,眼泪已经决堤。

我的心仿若刀割般剧痛。常年被癌症病痛折磨的父亲,就在那个寂静的夜晚永远合上了双眼。我连声拼命呼喊父亲,可他再也不会应声。我就这样声嘶力竭地抱着水晶棺, 直到被姑姨们强行拉开。

我回想着与父亲相关的点滴往事。

他一生劳碌,终日奔波于田间与工地之间。他身上萦绕着泥土气息,还会混杂着淡淡的柴油味道,这股气息,我最为熟悉。

父亲当年骑着老式凤凰牌自行车,常常载着我去往各处。儿时我体质偏弱,时常感冒发烧,父亲总会带我去往村后十里开外的乡间诊所问诊。父亲缓缓骑着车,我坐在车后座,双手环住他的腰,脸颊轻轻贴在他宽厚结实的背上,那是我此生再也没有过的安稳与温暖。

有时候路途遥远,我会在后座悄然睡熟, 父亲便单手操控车把,另一只手护住后座, 生怕我熟睡时从车上跌落。

偶尔我从睡梦中惊醒,睁眼看时,总能望见父亲回头满是牵挂的神情,我便安心, 缓缓合眼继续安睡。我一直觉得,父亲就是我最坚实的依靠。

父亲向来不善于流露情感,正是他骨子里那份坚韧,成就了如今百折不挠的我。唯独他那份沉静内敛的气度,我始终未能习得。

纵使当年家境清贫,父母身有缺憾,我却从未缺失过父母给予的温情和厚爱。

这两副残缺的身体,给了我一个圆满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