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从魏晋风骨，到齐梁余风，边塞游侠形象一直为古代文人所关注。曹植的《白马篇》创作于建安年间，以边疆战事为背景，描绘了一位英勇善战，武艺卓越的少年游侠形象。而《从军行》作为卢思道边塞诗代表作之一， 创作于北周时期，描绘了边塞战士的英勇事迹。本文从两首诗的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主题内容等方面入手，探讨两位诗人笔下游侠形象的异同，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二、曹植《白马篇》与卢思道《从军行》的相同之处
（一）写作背景与主题
《白马篇》创作于东汉末年，此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争斗频繁，曹植在政治斗争中频频失意，因此，《白马篇》既表达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情怀，也抒发了诗人的苦闷情绪。受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侠文化”的影响，侠客形象成为后世文人常见的抒情载体。朱乾在《乐府正义》中写道：“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诗歌中骁勇善战的游侠儿可以看作曹植渴望建功立业理想的投射。
《从军行》创作于隋代，此时正值战乱时期。隋朝虽然统一了北方，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社会的动荡不安对文人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引发了诗人对于战争的深刻思考。白马金羁的少年游侠离家万里苦守边塞，不过是为了觅得功名，然而，边塞生活使少年在思想上产生变化，表现出文人对战争的深刻思考。
两首诗都以侠客征战为主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在描写战争场景、人物情感等方面，卢思道的《从军行》对曹植的《白马篇》有一定的借鉴与发展。
（二）人物形象与艺术手法
在人物形象方面，两首诗都以游侠少年为描写对象，无论是《白马篇》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游侠儿，还是《从军行》中白马金羁、犀渠玉剑的少年，都有着报国的壮志。诗人在刻画侠客少年的形象时，不仅关注到了少年骁勇飒爽的外在形象，而且有意识地挖掘了少年的内心世界。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存亡紧密结合，赋予人物强烈的使命感和悲剧色彩。从曹植笔下“白马饰金羁， 连翩西北驰”的游侠儿，到卢思道诗中“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的群像描写， 白马与金羁的视觉符号表达了不同时代文人对英雄气质的共同想象。曹植聚焦于个体形象的描写，将自身建功立业的理想投射在游侠儿“捐躯赴国难”的无畏态度中；而卢思道则聚焦于群体形象的描写，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将士出征的图景，并以“天涯一去无穷已” 一句，表达了路途的遥远与将士的艰辛。
在艺术手法方面，两首诗都遵循了乐府诗的传统，以诗叙事，情感真挚。两首诗的语言风格豪放激昂，诗人善于运用边塞典型意象，赋予诗歌雄浑的意境，并借助象征性意象升华人物品格，语言华丽、刚健。此外， 两首诗均以句式的铺陈渲染和节奏的紧凑安排营造了战场的紧张氛围，强化了英雄的豪迈气魄。如曹植通过“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等句表现游侠儿的装备精良与训练的艰苦，以及将士的无畏。其又以“羽檄从北来”一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再如卢思道以“朔方烽火”与“长安飞将”“天涯无穷” 与“蓟门迢递”构成对比，突出了征战的艰辛与壮烈，通过细节描写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运用对比手法深化了主题内容。
两首诗更深层次的相似之处在于构建了类似的征战叙事模式，但两首诗呈现出的诗人更深刻的思考略有不同。曹植通过“羽檄从北来”一句，勾勒出少年英雄奔赴疆场的时代背景，整首诗的情节发展由外部战事推动；卢思道借助“单于渭桥今已拜”的历史典故，通过今昔对比，表达了自身对战争的思考，将军想在战争中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 却使众多将士久戍不归。当曹植笔下的游侠儿在“长驱蹈匈奴”的战争行动中实现个人的功业理想时，卢思道塑造的侠客少年却在“蓟门迢递三千里”的征途中，面临对自身价值选择的困惑。这种由歌颂战争行为向对其产生深刻思考的主题演变，呈现出边塞诗创作从理想化的英雄叙事到更加关注个体内心的转变，折射出不同历史语境下士人群体对战争认知的深层变化。
三、曹植《白马篇》与卢思道《从军行》的不同之处
（一）写作背景与主题侧重
在写作背景方面，曹植作为东汉末年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多反映其个人情感和政治抱负，具有较强的抒情性。游侠儿既是古代侠客的缩影，也表达了古代士人复杂深邃的精神世界。卢思道的作品更具写实性特征，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变化和个人命运的感慨。如“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等句， 通过对战场的细致描写，营造了沉重肃杀的氛围。诗人通过对比和象征手法，丰富了诗歌的情感层次和哲理思考。
在主题内容方面，《白马篇》的主题聚焦于游侠儿英勇无畏的报国之志上。“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一句，表达了游侠儿的坚定信念与报国之情。“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一句，表现了游侠儿少年不顾家人的劝阻，一心报国的决心。《从军行》的主题更加复杂，其不仅聚焦于从军报国，还反映了诗人对战争的思考，赋予诗歌以悲壮之感。正如萧涤非所言：“由于诗的内容多家国身世之感，同时这种感情又受到环境压抑，不能自由倾吐，有似吞声之苦，因而形成一种沉雄勃郁、苍凉悲壮的风格。”
两首诗虽然创作于不同的时代，却在“侠客征战”主题上形成了历史呼应。《白马篇》以“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生动描写塑造了意气风发的游侠儿形象，而《从军行》则通过“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 的行军路途中的恶劣自然环境描写，展现了战争的残酷，诗人运用借景抒情的写作手法， 侧面展现了侠客少年内心的波动。两首诗在艺术内涵方面的差异，揭示出我国古代战争诗歌的两脉发展：《白马篇》延续了《诗经》中对战争描写的昂扬向上的精神态度，《从军行》则更关注将士个人的情感态度变化， 对后世杜甫《石壕吏》《新婚别》《兵车行》等深刻反映战争现实的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诗歌体裁与风格差异
曹植《白马篇》采用了较为自由的古体诗形式，平仄不拘，用词古朴典雅，结构紧凑，遵循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创作原则， 采用线性叙事展现了游侠儿从“少小去乡邑” 到“性命安可怀”的内心转变历程。同时， 继承了建安文学含蓄蕴藉、沉郁顿挫的特点， 在朴素的辞藻中不乏壮志豪情。《白马篇》以“白马”形象贯穿全文，通过细致的动作描写，展现了主人公的矫健身姿和勇猛精神， 塑造了一个英勇无畏、忠诚报国的游侠形象。在结构布局上，《白马篇》采用了倒叙和补叙的手法，先呈现游侠儿的整体形象，再补充其背景故事，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叙事节奏。钟嵘在《诗品》中对曹植的诗歌评价道：“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表现了南朝学者对曹植诗歌的肯定态度。
卢思道《从军行》采用了七言转韵的形式， 节奏明快、韵律丰富。其突破了乐府诗的传统，创造性地将七言句式与转韵技巧相结合， 使诗歌兼具史传文学的严肃性与抒情诗歌的感染力。刘师培曾评价道：“卢思道长于歌词，发音刚劲，嗣建安之遗响。”诗中运用了丰富的历史典故以及细致的自然景象描写， 生动地展现了边塞风光和战争场景，通过韵律的变换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诗歌的整体风格较为写实，通过对具体战争场景的描写， 表达了细腻复杂的情感，离别之苦、思乡之痛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构成了此诗独特的艺术风格。
（三）人物塑造与情感表达
《白马篇》采用全知视角塑造了游侠儿这一英雄形象，诗人情感隐于诗后，与读者保持一定距离。诗人通过正面描写游侠儿的动作、行为等，塑造了诗人心中理想的英雄形象，他武艺高强、充满豪情壮志，形象较为单一，更多地投射了作者想要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白马篇》将个人情怀与国家危难紧密结合，为后世游侠诗歌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汪聚应曾写道：“任侠与人们的功业理想和生活情趣融为一体，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它不再是一种带有区域性的民间风尚， 而成了人同此心的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并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和社会思潮，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游侠形象突破了个体发展的局限，其价值在个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中得到了升华，这也正是曹植“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的体现。
《从军行》则从将士群体的角度出发，描写他们的征战生活、思乡之情等内容，展现其生活状态。诗作前半部分描写将士的英勇奋战精神和戍边生活，后半部分则表达了将士对家人的相思之情，使士兵形象更加复杂。除直接刻画战场场景外，诗人还通过对将士思乡之情的细腻描写，如“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一句，以及对历史典故的合理运用，如“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一句，多角度地塑造了游侠少年形象，使人物形象更加丰富、深刻，具有层次感。白马金羁、富有豪情壮志的英武游侠少年，在历经了沙场艰辛、乡关遥念与世事沧桑的磨砺后，一开始自身所饱含的功名愿望逐渐消退。这种个人内心情感的转变， 既从侧面表现了战争的残酷性，也展现了诗人对战争行为的深刻思考。篇末“将军何处觅功名”一句，使诗歌突破个人情感的表达范畴，延伸至对现实生活的审视，展现出《从军行》在继承建安文学“志深笔长”的基础上的创新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白马篇》和《侠客行》折射了不同历史时期诗人对侠文化的理解和思考，对后世边塞诗和游侠诗的创作影响深远。本文分析了两首诗在写作背景与主题、人物形象与艺术手法方面的相同之处，以及两首诗在诗歌体裁与风格差异、人物塑造与情感表达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