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外储说》中“举烛”的误写寓言， 在解构主义学者德曼看来，恰是“文本的不可决定性”的东方先声。当燕相国错将“举烛” 解为“尚明”，不仅成就了政治寓言，更让误读成为意义增殖的催化剂。贝克特“come in”的误写，是“郢书燕说”跨时空的异域呈现。这一误写突破传统“作家中心论”的阐释框架， 赋予读者或阐释者重构意义的权力。
贝克特在巴黎高师任职时，在挚友麦克格里维的引荐下结识乔伊斯，成为他的创作助手。那时，乔伊斯患有严重的眼疾，读书和写字都很困难，贝克特的主要任务是给乔伊斯朗读一些图书资料，帮助他写作。还有一个任务是乔伊斯口述，贝克特代笔写作。一次，乔伊斯在口述《芬尼根的守灵夜》时， 有敲门声，但贝克特没有听到。乔伊斯说“进来”(“come in”)，贝克特就记下来了。之后乔伊斯把写的内容读了一遍，乔伊斯问贝克特“进来”是什么，贝克特则回答说：“你说了这句话。”乔伊斯想了一会，然后说：“就这样吧。”乔伊斯的传记作者艾尔曼和贝克特的传记作者诺尔森等学者均谈论过此事， 贝克特本人在回忆乔伊斯时也清楚地记得此事。
一、“come in”的踪迹考辨
“进来”一词后来没有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出现，很多学者都试图在文本中找出这个无意插入的词语，但都未能找到。因此， 部分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猜想，格拉克在《贝克特与乔伊斯》中列出了学者们的不同推测并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内森·哈尔珀在《〈芬尼根的守灵夜〉通讯》中称自己没能找到这个词语，但他推测乔伊斯要么最终把那个短语改成了“come into”（《芬尼根的守灵夜》第243.01、253.17、446.34、529.17 行） 或“come-inn”（第512.34 行）；要么使用了引发该短语的发音（“knock knock”出现在第330.30 行）。克莱夫·哈特认为，乔伊斯给贝克特讲了个精彩的故事后，就悄悄把它删掉了。J.S. 阿瑟顿认为那个短语可能被改成了一个单词“comma”。格拉克认为最新的推测是最靠谱的，因为它不仅证实了这一事件，还包含了乔伊斯对贝克特的回复。利奥·克努特很有说服力地引用了“comme bien”（第420.12—13 行）这个短语，并指出，除了它在发音上近似法语的“combien”之外，它还与荷兰语的“kom binnen”（单数祈使语气） 或“komt binnen”（复数祈使语气），即“进来”非常接近。而且，克努特还继续说道，“在第420.11—12 行我们看到：‘let it stayne!’（荷兰语‘staan’，德语‘stehen’，意为‘站着’）”。
二、创作情境中的主体间性
（一）创作现场的重构
在文学创作中，对创作现场的解构为理解文本生成机制提供了新视角。贝克特作为被授权的误读者，其角色与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定义的“抄写员”存在一定相似性。在乔伊斯口述创作这一特殊情境下， 所谓的“零度写作”并非绝对客观与中立， 而是充满动态的主体间互动。当贝克特身处创作现场，听觉系统受到敲门声等外界因素干扰，这种干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线性、精确的信息传递链条，意外触发了文本“踪迹” 的产生。根据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文本中的“踪迹”意味着意义的不断延异与播撒， 贝克特因受外界干扰产生的误听，恰恰成为这种延异与播撒的催化剂，使文本在生成过程中获得了超越作者初始意图的丰富内涵与开放性。
（二）“双重作者”的权力协商
乔伊斯对“come in”的最终认可，是“作者—代笔”二元关系解构的重要表征。在此过程中，可以采用拉康的“主体间性”理论剖析这一现象。拉康在其著作《文集》中指出，主体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构建自身，他者的欲望会影响主体的认知与行为。当乔伊斯说出“就这样吧”（let it stand）时，他实质上承认了贝克特的“误听”作为“他者欲望” 对文本的合法入侵。这一认可打破了传统创作中作者的绝对权威，使文本成为作者与代笔者之间权力协商与意义共建的场域。在这个过程中，代笔者贝克特不再是被动的信息记录者，其误听所产生的“他者欲望”与乔伊斯的创作意图相互碰撞、融合，共同塑造了文本的最终形态，展现出主体间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强大力量。
（三）都柏林精神
贝克特和乔伊斯相识13 年，年龄相差24 岁。贝克特熟读乔伊斯的所有作品、深度了解乔伊斯的“语言的实验”，在文学创作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点，如对共同故乡都柏林都怀有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渴望出走他乡过自由的生活。他们的性格也较为相似，都比较忧郁、矜持，不善言谈。例如，艾尔曼在《乔伊斯传》中描述的：“他们进行交谈时经常彼此静默，两人都充满忧伤，贝克特主要是为世界而忧伤，乔伊斯大部分是为自己而忧伤。乔伊斯习惯于两腿交叉，盘腿而坐的姿势；身材细高的贝克特，也摆出同样的坐姿。”乔伊斯患有眼疾，这导致他在创作过程中十分注重听到的信息；而贝克特患有心理疾病，其在接受信息时有过度诠释的倾向，在接收信息时易赋予其超出原意的多重意义。在地域上远离故土，心理上的孤独感与文化身份的模糊，让他们在创作互动中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因此，乔伊斯的创作需求与贝克特的解读方式成为激发文本创新与意义增殖的重要动力，影响着作品的风格与内涵。
三、废墟美学的文本实践
（一）偶然性
偶然性作为一种文学因素，在文学理论与实践中，包含着特殊的艺术价值与文学潜力。乔伊斯的“偶然性诗学”即乔伊斯在书中对偶然的事件、随机细节与非理性关联的刻意运用，目的是颠覆传统文学中的因果逻辑、线性叙事与作者控制。与杜尚的“现成品艺术”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处。杜尚将小便池命名为《泉》并将其作为艺术作品展出， 对物品进行“去功能化”处理，刻意打破传统艺术对于创作对象与创作方式的固有认知， 凸显艺术的本真性。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误写并留存“come in”，与艺术作品《泉》的创作目的十分相似，同样通过“去功能化”的方式，打破文字作为信息载体的传统功能，使传统文学中的线性叙事和表意逻辑被颠覆，实现文学的革新与突破。
（二）时间、语言和主体的废墟美学
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乔伊斯特意插入如“come in”这类非叙事时刻，颠覆书中时间的连续性与确定性。正如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提出的“绵延”理论。柏格森认为，时间并非机械的、线性的、可分割的物理时间，而是一种连续的、流动的、不可分割的心理体验，即“绵延”。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插入非叙事时刻， 打乱书中的线性时间，让读者在阅读时体会到时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深刻感受到“绵延”。这种时间废墟的实践，既丰富了作品的叙事层次，又给接受者带来了与传统文学不同的阅读体验与思考方式。
同时，乔伊斯“come in”误写的这种语言运用方式，产生了解构能指链的完整性与稳定性的效果，颠覆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常规对应关系，书中语言的意义变得模糊、多义且充满不确定性。这种语言废墟的实践， 拒绝了语言对现实的单一、确定性表达，让书中的语言充满张力与矛盾，突出了语言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这也是乔伊斯创作实践中消解作者权威的方式。在西方文学传统中，作者长期被视为作品意义的权威来源，对书中的内容拥有绝对的阐释权和话语权。乔伊斯引入偶然性因素，打破了叙事与语言常规的创作手法， 逐渐弱化了作者的中心地位。乔伊斯作品中主体废墟的构建，让作者不再是话语权的主宰者，进一步让作品摆脱作者权威的束缚， 赋予接受者更多的诠释空间，以及参与文本意义建构的话语权，也促使文学研究从传统的作者中心论向接受美学转变。
（三）无序叙事反映现实生活
乔伊斯曾说过其创作目的是“追溯到生活真相的最底层”，在《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叙述中，乔伊斯有意插入不相干的情节以打断结构的连贯、主题的前进，使叙述发生偏离，如作者的生活状况，一次婚礼的情景等。《芬尼根的守灵夜》每章的叙述中穿插着较多“离题”的细节，数量众多且互不包容。这种离题破坏了结构的和谐，创造了一种无序的文本，但这种无序使欣赏者感到与生活经验本身的接近，既合乎无意识的真实， 也合乎现实的真实，从而使小说形式获得了真实感。“come in”这一短语被乔伊斯允许放入文中，是在还原创作场景中形成文本的无序，让读者感受到现实的真实。并置手法在乔伊斯的文本中用例较多，“进来”一词出现在文中，将历史与现在放在一起，打破了语言的时间性和线性，用结构的杂乱无章来反映现实生活，也成为结构的一个出发点。“come in”无疑是多余的，属于结构上的偏离， 但是这些偶然因素合乎现实，按照形式的真实原则，这种离心的结构却更符合杂乱的生活本身。“come in”这一短语的出现并不对文本结构产生影响，其被留下来更多是服务于乔伊斯的创作理念。
四、理论辐射
（一）后现代文本生成的微观样本
“come in”的误写与留存作为文学创作中的微观事件，蕴含着深刻的理论价值与启示，成为理解后现代文本生成机制的样本。利奥塔认为，在现代知识体系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传统的宏大叙事与确定性逻辑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矛盾与不确定性的“悖谬逻辑”。《芬尼根的守灵夜》因误写产生的“不完美性”，打破了传统文学对完美、连贯与确定性的追求，反而使其呈现出真实性。这种“不完美性”不再是需要修正的瑕疵， 而是文本生命力与独特价值的体现，它拒绝被纳入单一的、固定的意义框架，文本呈现出开放、多元的特质。同时，在解释后现代文学中常见的“拼贴”“戏仿”等创作手法时， “come in”的误写与留存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后现代文学为了打破传统叙事的连贯性与逻辑性，会将不同来源、不同风格的元素进行拼贴；为了解构文学传统中的权威与既定秩序，会戏仿经典文本。“come in” 因误写而闯入文本，这与后现代主义拼贴中的异质碎片类似，促使书中的意义产生增殖， 解构了传统文学的创作范式与意义生成模式， 为后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践样本。
（二）比较诗学的跨文化启示
“come in”的误写与留存是中国“郢书燕说”典故跨时空的异域呈现，是异质文化对“误读”现象的共同认知的揭示，也展现出不同文化对“误读”理解的独特视角。杨遇夫曾致陈寅恪函，谓：“古来大诗人，其学博，其识卓，彼以其丰富卓绝之学识发为文章，为其注者必有与彼同等之学识，而后其注始可读，始可信。否则郢书燕说，以白为黑，其唐突大家已甚矣。”孟子言“以意逆志”，赵岐注云：“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因“人情不远”， 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能以意逆志。在我国文化语境中，对误读的理解更关注共有的社会语境和伦理维度，强调误读可能引发的积极的社会效应。
反观西方，误读现象更多受到索绪尔提出的“能指滑动”理论的影响。索绪尔认为， 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两者的关系具有任意性，且能指在语言系统中处于不断滑动的状态。西方语境中对误读的关注更多聚焦于形式层面，误读被视为推动语言形式发展、解构传统意义体系的重要力量，是探索语言与文学的本质与边界的路径之一。尽管中西方对误读的关注点不同，但都认可误读在文学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将误读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能够为作品与文学注入新的活力。
五、结语
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中“come in”的误写与留存是一个充满启示性的文学现象，是20 世纪文学理论从传统向现代、后现代转型的微观样本，揭示了文学创作中偶然性与创作性的紧密关系。从误写的偶然到留存的必然，乔伊斯通过意识流动之下无序现状的书写创造文本的真实感。这是对传统文学一直试图通过作者生平、创作背景等外部因素来挖掘作者原意，并作为解读文本的权威方式的反驳。书中的“郢书燕说”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创作花絮，更蕴含着关于文学创作本质、文学作品意义生成以及作者创作思维等多方面的深刻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