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三国时期的曹植与盛唐时期的李白，虽身处不同的历史环境，却创作出同题诗作《白马篇》，以相似的文学形式寄托各自的政治理想与家国情怀。本文结合曹植、李白的生平经历，探究两诗创作背景的共性特征，并通过文本细读，从诗篇结构、语言艺术、情感主旨及侠客形象塑造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揭示两篇作品的相似性，进而拓宽对曹植与李白诗歌创作的比较研究范围。
二、身份认同——作品相似之因
个人的生平经历与才性特质，是塑造诗人社会角色的关键因素。这种由经历与才性共同构建的身份认同，不仅影响诗人的人格特质与精神追求，而且深刻塑造了诗人的创作风格。
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其文学才华卓然超群。在其青年时代，深受其父曹操器重，屡次随军征战。沙场征伐的经历， 使其具有激昂的少年意气，并奠定了其家国情怀与济世理想的思想根基。这一阶段的军旅体验，亦为其《白马篇》的创作提供了现实依据。然而，随着曹丕称帝，曹植屡遭猜忌与压制。昔日的豪情壮志虽被消磨，但其精神内核仍顽强存续，并在文学创作中得以升华。曹植曾多次上表陈情，希冀投身疆场， 以武勋报效国家，守护社稷安宁，然终未获允准，最终壮志难酬，《白马篇》正是其彼时心境的艺术投射。
李白作为盛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其卓绝的文学才华与“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形成鲜明映照。自诩出身贵胄的李白，在长安求仕期间纵览帝都繁华， 其诗作尽显豪迈不羁的少年意气。短暂的翰林供奉经历与玄宗的礼遇，进一步强化了其自我期许。与贺知章“金龟换酒”的典故彰显其洒脱性情，令高力士脱靴之传说更凸显其傲岸品格。这种鲜明的个性特征，直接投射于《白马篇》中“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 的侠客形象塑造。天宝三载，李白被赐金放还，结束了仕途生活。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报国无门的郁结之情， 共同构成了其创作《白马篇》的情感基础， 使其作品在豪放之外更添深沉意蕴。
曹植与李白虽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但二者皆展现出卓越的文学才情。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曹植的创作风格受到李白的高度推崇。这种在文学才性与精神追求层面的高度契合，使两位诗人形成了跨越时代的文学共鸣。具体而言，在诗歌创作方面，李白对曹植的承继体现在典故运用上。如李白《白马篇》中“手接太行猱”一句，即化用曹植《白马篇》中的“仰手接飞猱”，生动展现了侠客的英武形象。这一例证不仅体现了李白对曹植诗风的借鉴，也成为两篇同题作品相似性的重要佐证。在人生经历方面，李白与曹植具有高度相似性：他们都经历了从政治得意到失意的巨大落差，对社会角色认知有着相近的理解。这种相似的身份认同促使他们共同表现出对建功立业的强烈追求。两首《白马篇》均以雄浑豪放的风格，反映了诗人崇尚侠义的精神特质。而仕途挫折带来的心理落差，则促使他们选择侠客形象作为情感寄托，这构成了两篇作品内在相似性的核心要素。
三、诗篇建构——语言艺术之同
（一）蒙太奇手法下的诗篇建构
在诗篇建构方面，曹植、李白的《白马篇》都利用了蒙太奇手法，在意象对比的基础上， 通过视角的转换和镜头的组合，打破时空的界限，将不同情境拼接与转换，实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
在两首诗作的首句中，作者都利用了蒙太奇手法中色调对比的方式，以“花雪毛” 与“金鞍”、“白马”与“金羁”两种带有鲜明颜色的意象，给人以视觉上的冲击，从表面上看，不见人，只见马，但实际上是采用烘云托月的方式，以马之意象，写侠之形象。另外，两篇诗作运用了时空交错的蒙太奇手法，以转换各镜头的时空顺序，形成时空交错的效果。
曹植在《白马篇》中，通过“渐显渐隐” 的蒙太奇手法，先以“驰”展现白马向西北方向渐渐远去之景，在此画面不断淡化的情况下，又以“借问”一词，展开另一个镜头的描写，以解释马上之人，解释“西北驰” 之因，既保持了内容因果的完整性，又更好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而后，利用蒙太奇手法中“闪回”的时空转换方式，切换到过去， 以“宿昔秉良弓”一句讲述游侠儿年少之经历， 并利用“左”“右”“仰”“俯”四字，以四个方位的短镜头，进行快速拼接，给画面以立体感，节奏也变得明快紧凑，进一步突出游侠儿的高超武艺。接着，再次转换地点，镜头切至边城之警急，利用时空交错的描写方式，将不同时间与不同空间的镜头组合重叠， 创造出丰富且具有层次感的艺术效果。
李白在《白马篇》中，也较多地运用了时空转换手法。由开头 “切玉剑”“明珠袍”“万乘”等意象，直接转入战场从军的描写，而其间“函谷”“临洮”又相隔甚远，李白通过“叠印”的蒙太奇手法，将两个不同的地点重叠起来，以简洁之文字，表现丰富之内容， 表达了诗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接着又以“归来”二字，切回至建功立业以后，准确地运用镜头的剪切点，在时空概念上实现闪回， 借此表现侠者的性格。
曹植、李白之《白马篇》都运用了蒙太奇手法进行时空切换，以架构起整篇文章的叙述顺序，在镜头的拼接中，创造出新的情感与意义，突出主题和重点，以展现他们所希望展现的侠客形象。
（二）修辞艺术下的意象运用
“意象”是我国古典诗学中的核心概念， 严云受曾写道：“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古典诗词意象的微观分析上。”意象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诗人的审美意识与美学追求。因此，分析曹植、李白诗作中的意象，理解修辞之特点，感受意象运用之目的，体悟诗人之情感，是探究两篇《白马篇》语言艺术的重要内容。
在两篇《白马篇》中，诗人都以意象入诗、以对比的方式进行创作，他们所选取的意象有异曲同工之妙。曹植在《白马篇》中， 以“猴”“猿”“豹”“螭”为意象进行比喻。早在《尔雅》中便有“猿，善援”的相关记载， 猴与猿类似，都以在树上攀缘跳跃的方式进行移动，其在古典文化中，亦是灵巧迅疾的代名词。而“豹”与“螭”都是凶猛的动物， 以勇猛为主要特征。曹植借此四类意象，表现游侠儿在动作上如同猿猴一般狡捷，而其勇猛则可与豹螭作比，使本体因与喻体相似而增色，从而突出了游侠儿武艺之高强。
李白在《白马篇》中，选取了“南山虎” 与“太行猱”等意象，使用了夸张修辞，再以“摧”“接”两个动词展现了侠客的勇猛和武艺之高。“龙马花雪毛”一句，以“雪” 为意象作比，喻马之毛色，形象地展现出白马的孤傲与高洁，通过本体与喻体之间突出的相似点，加以发挥创造，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除此之外，在“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一句中，李白以“秋霜”作比，喻宝剑之颜色，使人以宝剑寒光凛凛之态，联想其削铁如泥之利，而后以“落日”作比，喻袍上之明珠，以服饰之华贵，彰显侠客身份之高贵。
此外，借代修辞也在两篇《白马篇》中得以充分使用。曹植《白马篇》中“控弦破左的”一句，以“弦”代弓，以局部代整体， 是借代修辞的典型表现；而在李白《白马篇》中，其以“万乘”指代君王，以特征代本体， 亦体现出其对借代修辞的运用。
所谓“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 在两篇《白马篇》的创作中，便是以“落日”“秋霜”以及各类动物为意象，以众人可观可知之物，书众人未可得见之形，在形象化的描写下，增强诗作的表达效果，全面地展现了侠客形象。
四、情感立意——侠客形象之近
（一）武艺精湛
我国对于“侠”文化的讨论历史悠久， 但无论是最早以“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释“侠”的韩非，还是为“侠” 正名的司马迁，抑或直接以“德之贼”批判游侠的荀悦，都着重于讨论“侠”的品行， 认为“侠”的可贵之处在于精神而非武力， 使“侠”成为卓然特立、匡扶正义的人物。而曹植、李白则以大量的笔墨，在描写侠客武艺之高超的同时，展现其精神之高尚。
曹植在《白马篇》中，以“宿昔秉良弓， 楛矢何参差”一句表现游侠儿练习武艺之艰苦，以“左”“右”“仰”“俯”四个方位词， 展现了游侠儿武艺之高超。以动物意象作喻， 突出其灵巧敏捷与勇猛轻疾。李白《白马篇》亦是如此，以直接明了的方式借不同性质的意象，表现侠客武艺之精湛，丰富了古典文化中“侠”的内涵。
（二）保家卫国，建功立业
在先秦时期，侠客以“士族之侠”“布衣之侠”两类为主。“士族之侠”是指以自身之权力地位号召能人异士，以实现影响国家之能力的侠客；“布衣之侠”大部分由权贵所培养，并为权贵服务。二者皆非以从军报国、建功立业为志。曹植与李白笔下的侠客形象则有所不同，他们推动“侠”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其才能与家国相连，以武艺之高超，救国家于水火。在他们的笔下，侠客既是“叱咤经百战”的壮士，又是“视死忽如归”的勇士。
（三）理想寄托，情感载体
曹植、李白二人，皆有过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人生经历。因此，诗人不仅在《白马篇》中描绘了理想的侠客形象，而且在侠客形象中融入了诗人的报国情怀。
曹植早年随曹操征战的经历，孕育了其侠义精神与家国情怀。《白马篇》中“不得中顾私”的侠客形象，既是诗人自身精神品格的艺术外化，也是其政治理想的投射。该诗所展现的具有高超武艺与爱国热忱的游侠儿形象，与曹植的生命体验与精神追求形成了映照。
李白《白马篇》中的侠客形象则更凸显诗人的个人意识。受蜀中崇侠风气影响，李白逐渐形成了豪侠性格，建功立业始终是其核心的人生追求。在其创作中，侠客形象作为言志咏怀的艺术媒介，不仅承载着武艺高强的英雄特质，还映射了诗人不屈权贵的独立人格。由“赐金放还”的仕途挫折产生的理想落差，构成侠客形象的情感基调，使侠客形象成为诗人关心家国命运与追寻个人价值的双重载体。
曹植与李白虽皆历经人生困顿与理想挫折，但在《白马篇》创作中均坚守着自身的精神信念。二人塑造的侠客形象，实为其以身许国理想的诗意转化：通过侠客赴国难的决绝精神与刚毅品格，既寄托了诗人保家卫国的政治抱负，又构建起承载爱国情感与功业理想的文学象征体系，展现出诗人在命运沉浮中对精神高度的执着追求。
五、结语
综上所述，李白与曹植的才性皆高，文辞皆茂，生平经历亦较为相像。在两人生平经历的影响下，其同题诗作《白马篇》关联甚深，都以诗词形式寄托了两人强烈的爱国情怀与对建功立业的企盼，以使后世更准确地洞察诗人思想情感的变化，更深刻地理解诗作的传承与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