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序跋是文人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是文人观念的宣言（自序）或代言（代序）。明代常州府文人文集序跋既包括“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文道派”文学观，也包括“诗缘情”“情生文”的“主情派”文学观。两种文学观的形成既是江南文人对诗书正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也受到了江南水乡温婉气韵的影响。同时，“理学”日炽、“心学”肇兴的社会思潮以及时代的不同风貌也对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其带有思想观的意味，进而促使明代常州府文人形成了两种文人品格。

二、明代常州府文人文集序跋中的文学观

   （一）“文道派”文学观

   《毛诗·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作为中国文学的开端，《诗经》奠定了“诗言志”的传统。文章起于历史散文与诸子言论， 虽经六朝骈文的骈俪繁复与华丽空洞，然终再兴于韩愈所言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 文道合一成为中国古文品质的象征。歌怀述志、行文载道成为中国古诗文的最高追求， 延至明代亦然。

   江南有着悠久的诗书传统，明清时更是科举兴盛、人才辈出之地，常州府文人依然延续了“诗言志”的传统。“文载乎道，道显于文。天地之道以悬象流峙之文而显，圣贤明天地之道以经传之文而显，皆至文也。下逮周、程、张、朱以注释而显道，董、贾、韩、柳、欧、苏以制作而显道，然制作于道未能醇乎？醇也。呜呼！文不显乎道，焉可谓文哉？”（徐琼《思轩文集序》）徐序开篇即言“文”“道”相生，二者缺一不可，思想家以文的注释彰显道理，文史家以文的写作表明道理，“文”不表达“道”，岂可为文？ “文以道为本，以气为辅。道明则辞达，气充则辞壮。二者不备，欲经世而传远得乎？” （李本《思轩集序》）李序虽又进一步加入了“气”的表述，然内核仍是“道”，是“道” 的另一种表达。

   文如此，诗亦然。“夫诗自三百篇而下， 惟汉魏最为近古，评者亟称其意兴超轶，风格沉雋，有大雅遗飨。唐室，继轨黄初，开元间彬彬称盛，乃其季亦渐以蘼，抑风会之超致然耶？明兴，雅道复振。国初词人俪出， 力挽宋元之习，迄于今一传百和，翕然同风， 盖不啻岩廊宗工炳炳，而绳居薮伏之彦，戛乎大篇，铿然短什间，足垂一家之言。大雅有作，斯其时乎！”（胡杰《樗林摘稿序》） 与前几篇序对文章史的梳理类似，胡序简明扼要地回顾了诗歌史，并突出一个“雅”字。“雅”即“雅正”，词意高雅正大、辞藻典雅正气。虽不同于文章的“道气”，诗歌仍要“意兴超轶，风格沉雋”，展现出意气风发、沉雄超迈的气魄，而非绵软之感。同时，“余闻诗以理性情，贵乎温厚和平，固不以葩藻富丽为尚也。今观集中长篇短章，舂容尔雅， 无斧凿痕，而理趣兼至。盖其心志坦夷，故词语浑成，而不假于雕琢也。”（王进《王舍人诗集序》）王序又补充了中国古诗追求的两个重要特征，即“温厚和平”的思想美与“不假雕琢”的形象美，是对“风骚”传统的继承。

   （二）“主情派”文学观

   “诗缘情而绮靡”，至魏晋，文学表达的个人情感化在“人的自觉”的感召下开始得到重视，“缘情”这一相对于“言志”更侧重于主观、个人情感抒发的词语开始被用来解释诗的产生。诗歌也在集体话语表达之后，开始了对个人情怀的书写。“缘情”一派的文学观亦是源远流长，如“为情而造文” （刘勰），“诗者，根情”（白居易），“诗者， 吟咏情性也”（严羽）。延至明代，虽有茶陵派、前后七子等以“复古”为宗的诗派与风潮，然“主情”一派仍然存在。“心之所感，情之所发，有不能自已者，故不自知其言之多也。……盖吾二人之诗，非艰深劳苦以得之。见山而心乐焉，则欲养其德也；观水而志达焉，则欲果其行也；登高而见白云之英英，则思吾亲之在远也；与山僧野老往来以游，则亦未绝于朋从也；居穷约而无怨尤之辞，则知安乎命分之故也。是皆有感于中而形于言尔，谓非为学之道乎？”（周砥《荆南倡和诗集序》）周砥与马治生活在元末明初、易代战乱之际，但二人诗作不是“非艰深劳苦以得之”的寄于世，而是“见山而心乐”“观水而志达”的得于心，“皆有感于中而形于言尔，谓非为学之道”。诗人放下世事纷争、暂存悲世悯人的向外选择，强调内在情怀的陶冶与抒发、人与人情感的唱和与共鸣。这可能是诗人在无法改变外界时的被动选择， 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情感在诗歌中经久不息、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其（王绂）为诗，触景抚事，即形之于言，随其兴之所至，情之所发，初不计其工拙，而自合矩度。”（曾棨《王舍人诗集序》） “至诗歌近体，特偶一为之，要亦自写性灵， 自运机轴，不袭晋魏，不拟三唐，惟率其兴会之所至，真所为温厚和平，最得风人遗意， 又皆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不求工而自工者。” （王永积《马文肃公澹宁居文集序》）首先， 曾序强调“触景抚事”“情之所发”“自合矩度”， 王序亦言“自写性灵”“自运机轴”“自然成文”，“自”表明“主情派”文人的个人化特征。其次，曾序言“不计其工拙”，王序亦言“不袭晋魏，不拟三唐”“不求工而自工”，则表明“主情派”不注重诗技的运用、不主张创作的模拟沿袭。最后，在王序中直接出现了诗歌流派与主张的重要词汇“性灵” 一词。王绂、曾棨生活在14~15 世纪的明前期， 马世奇、王永积大致生活在16~17 世纪的明中后期，由此可知，“主情派”的文学观念在以“复古”思潮为主的明代诗坛始终存在， 对常州府文人的文学观念影响甚深。

   “文之制大率有二：典重而严，敷腴而畅。文如韩柳可谓严矣，其末也，流而为晦， 甚则艰蹇钩棘聱牙而难入；文至欧苏可谓畅矣，其末也，流而为弱，甚则熟烂萎靡冗长而不足观。盖非四子者过，学之者过也。学之患不得其法，得其法则开阖操纵，惟意所之， 严而不晦也，畅而不浮也，文而至是，是可以入作者之室矣。”（王鏊《容春堂文集序》）“比乃见其《容春堂集》……摹写景物，以极其所欲言，而无冗字长语，辛苦不怡之色，若欲进于古之人，以几于口无择言，言必有中者， 盖国贤信我太过而其所自信者，固存独非有所合而然哉？”（李东阳《容春堂文集序》） 此两段序同为复古派代表人物邵宝文集的序， 王序质疑和批评了复古派“过正”的行为， 李序在肯定中亦存有质疑。江南文化素以清雅灵动著称，明中后期“心学”又于江南最炽， 人们思想解放、人情萌动勃发也以江南为发源地。明代白话小说的兴起和繁荣是对这些风土人情与社会思潮最明显、最直接的反馈， 正统文人不会对此风潮置若罔闻，传统诗文的创作也不可能不受此影响。因此，诗文的“性灵”“性情”、小说的“世情”“人情” 成了“情”在诗文雅文学与小说俗文学两个不同领域的变体表达，殊文而同义。

三、明代常州府文人文集序跋中的文人品格

   “吾读古庵毛先生之集而有感焉，先生生当弘治正德之间，笃志好古，自少以事亲、忠君、仁民、爱物为念。……今观其言若立朝之奏议、家庭之教诲、朋友之讲学、有司之论政，自人伦日用之常以至设施经理之要， 盖皆出于躬行实得，而无一字之侈说。”（万士和《毛古庵先生文集序》）毛古庵一生为人正直、疏劾时弊、关心民利，万序所言“事亲、忠君、仁民、爱物”即对毛古庵一生品行的高度概括。从其文集所载内容看，无论是立朝时的奏议，展现出他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注与直言敢谏，还是家庭中的教诲，流露出他对家族伦理的重视与传承，或是与朋友讲学，表达了他的学术思想与道德理念， 以及和有司论政，体现出他对民生社稷的关怀，这些文字皆是他躬行实践所得，并非虚浮之辞，使读者透过文集序跋，领略到古代文人高尚的精神境界与道德风范。

   再如“匪以炫博务奇而矜于文学之门也。实其禀赋特异，夙以圣贤事业自期待。故其体用之学经纬上下，贯彻古今，随在辄发， 皆切于人心时事、民生物理，而不为无益之空言也。”（向程《方山先生摘论题辞》） 此语点明薛方山为学并非为炫耀才华、标新立异以在文坛争名，而是因其天赋卓绝，自幼便以成就圣贤之业为志向。故而，他的体用之学纵横贯通，上至高深理论，下及实践应用，跨越古今。其言论随处可发，皆紧密关联人心向背、世事变迁、民生疾苦、物理规律，并无空洞无益之言。

   又如“公非如文章之士，刻镂以为工者也， 而其清远闲散、耿介独立之气，黝乎其渊藏， 锵乎其金鸣”（唐顺之《山堂萃稿序》），再如“静生先生于崇祯中亦以直谏著，合其文读之，足以征君子之泽久而弗斩”（秦松龄《张静思先生文集序》），等等。再有直谏张居正“夺情”事件的武进人吴中行，痛陈“红丸案”的武进人孙慎行，与“阉党” 不懈周旋、生死度外的武进人庄起元，更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人”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等等。可见，关心时政、体恤民情、诤言进谏、耿介正直是明代常州府文人共同的人生理想与价值信仰。因此，“重道”“载道”“言志”的文学观源于拥有此种人生观的一群人也就自然而然了。

   “云林倪先生瓒，遭世之季，知其不可为也，因放迹于山水，寓情于诗画，才高一代， 人皆知重之”（乐正老人《云林诗集后序》）， “（华幼武）家素多赀，泰然不以富为骄， 后毁于兵，坦然不以贫为戚。尤工于诗，吟咏情性”（吕纬文《锓梓黄杨集引》），“昔先生虽以赀雄一郡，惴惴寡言，惟事经史， 闻人一善若出诸己，仁厚廉节，保而弗遗， 故其为诗，不独挟飞霞、簸明月，怡然于万物之表而已矣，且关于世教，而有警于浇沴之俗焉”（王达善《绿苔轩集序》）。倪瓒“遭世之季”而“寓情于诗画”，华幼武“家素多赀” 而“泰然不以富为骄”“坦然不以贫为戚”， 钱子正“赀雄一郡”而“怡然于万物之表”“有警于浇沴之俗”。三人由乱世而至清平之世， 表现出共同的平静自然之态——“寓情”“泰然”“坦然”“怡然”，以吾之性情观世事、以吾之志向定平生。不同于前文诸人的兼济天下、着意于外，他们返诸内心、寻求自我心境的豁然。“主情”在常州府文人的人生选择上更倾向于“游于本心”，进则“道济天下”“知行合一”，表现出“文道合一” 的勇气和刚毅；退则“寓情本性”“怡然本心”， 表现出“情归本心”的释然。

四、结语

   明代常州府文人文集序跋为后人了解明代常州府文人的文学观与人生观提供了重要途径，文人一方面“重道”，坚守学统、文统与道统；另一方面“主情”，抒发性灵、体现自我、崇尚自然。前者铸就了文人的社会属性，体现了文人的担当与责任；后者诉说着文人的自然属性，表达了文人的性情与向往。二者犹如儒与道的互补相生，共塑了明代常州府文人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