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通过内聚焦视角、外聚焦视角和非聚焦视角的交织运用，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多维批判，并深刻思考了启蒙实践的内在困境。内聚焦视角以“我”的有限认知，展现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的认知隔阂，揭示启蒙者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外聚焦视角以客观冷静的笔触，记录了封建礼教对民众的压抑与禁锢；非聚焦视角则通过碎片化补叙， 打破传统全知叙事模式，构建多层次的叙事结构。基于此，本文依据热奈特的叙事视角分类理论，对《祝福》中的叙事视角转换技巧进行剖析，探索视角转换在叙事艺术与思想表达方面的作用，以期为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一定参考。

一、《祝福》中的三种叙事视角呈现

   （一）内聚焦视角的“有限性”表征

   在《祝福》中，内聚焦视角以叙事者“我” 的观察与认知为核心，凸显了该视角在认知层面的有限性。由于身份的差异，“我”作为一名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对祥林嫂的观察往往局限于外在表象，未能深入其生存境遇的内在实质。[1] 初次见到祥林嫂时，“我” 注意到她“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 仅从外貌推断她“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 却未能洞察她长期遭受婆家剥削的生存现实。再次相遇时，“我”把她“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视为苦难不断累积的表征，却忽略了这一变化背后更深层的压迫机制——封建礼教对祥林嫂施加的“不洁”污名。这些观察始终停留在“看客式”的浅表层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的认知差异。“我”无法深入解读祥林嫂的精神世界，从“我”的角度看，祥林嫂只是一个值得怜惜的悲剧符号，而非在封建制度压迫下具体而真实的个体。

   在对《祝福》中对话场景的剖析中，可以发现内聚焦视角下“我”所呈现的复杂心理状态，进一步体现了该视角的有限性。当雪天里祥林嫂拦住“我”，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不知怎么回应。原文中写道：“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 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其中，“悚然” 一词精准刻画出“我”内心的惊愕与慌张。“我” 是一个被新文化运动洗礼过、抱着启蒙理想回到家乡的知识分子，本以为自己对诸多问题有着明晰的认识与答案，可祥林嫂对灵魂归宿的质朴追问，却让“我”马上乱了阵脚。随后，“我”以“也许有罢，——我想”这样含糊其词的方式回应，暴露出“我”在认知与情感层面的局限。从认知角度看，尽管“我”接受了新思想，却未能建立起足以应对此类深层灵魂叩问的完整知识体系，在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突中摇摆不定，无法给出肯定的回应。与此同时，“我”深知祥林嫂丧夫守寡、被封建礼教压迫的过往，虽对其悲惨境地抱有同情，却因自身无力改变现实而选择逃避。“我”无法给予祥林嫂确切的回应，只能以模棱两可的话敷衍回应，这暴露出“我”在面对祥林嫂精神困境时的全然无措。这些对话场景，揭示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存在的显著隔阂。“我”自认为肩负传播新思想的使命，却在现实中难以回应一名妇女关于灵魂世界的诘问，从而凸显出启蒙道路的艰难与曲折。

   （二）外聚焦视角的“摄像机”功能

   在《祝福》中，外聚焦视角如摄像机般冷静且客观地记录场景与人物动作，不掺杂主观情感与价值判断。例如，在描写祭祀场景时，鲁迅以“杀鸡，宰鹅，买猪肉”一类重复的句式，将祭祀准备过程的琐碎细节逐一呈现。这种不加修饰、不掺杂情感倾向的表述，使读者仿佛置身于鲁镇的寒冷冬日， 目睹众人机械而又重复地执行着年复一年的祭祀流程。

   在祥林嫂被剥夺祭祀资格的关键时刻， 外聚焦视角仅以“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 这一细微动作为描写对象，未附加任何心理描写或主观评论。“讪讪”二字精准表达出祥林嫂当时的尴尬、窘迫和手足无措。这一“伸”一“缩”之间，祥林嫂的希望变为绝望。在封建礼教等级森严的体系下，祥林嫂被贴上“伤风败俗”的标签，从而被排除在祭祀这一重要仪式之外。外聚焦视角通过冷静呈现人物的外部行为与情境，凸显出封建礼教对人的压抑与歪曲——它把人划分出三六九等，剥夺个体最基本的情感期盼与精神寄托。

   （三）非聚焦视角的“全知”功能

   在《祝福》中，非聚焦视角以一种独特且饱含深意的方式突破了传统全知叙事的模式。它采用碎片化补叙的手法，通过不同人物的转述逐步拼合事件原貌，却在表面“全知” 之下暗含认知局限。例如，卫老婆子对祥林嫂被卖与改嫁经历的叙述，虽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关键片段，其口吻却将这一过程视为乡村中寻常的“交易”，未能意识到祥林嫂在其中所承受的深重伤害。这种叙述方式在呈现事件发展的同时，亦暴露出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

   同样，在鲁镇众人关于阿毛被狼叼去的对话中，非聚焦视角通过零散的闲谈逐渐拼凑出事件的大致轮廓。如“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等细节在不同人物间流传，从多个侧面构建出事件的部分面貌。然而，每一位讲述者都仅捕捉到事件的某个瞬间或片段，其叙述并非客观完整地再现， 而是夹杂着个人情感与不确定信息。这种非聚焦视角虽在形式上具备“全知”的外貌， 能够逐步汇聚情节信息，却与传统全知叙事中洞悉一切的权威视角有所不同。它并不提供确定无疑的真相，而是通过多重视角与信息碎片的组合，构建出一个需要读者主动参与、审慎辨析的叙事空间。

   这种叙事方式体现了鲁迅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创新。他不仅改变了读者以往的阅读习惯，打破了读者对叙事的固有认知，还引导读者以一种更为审慎、积极的态度解读文本内涵，挖掘其中隐藏的深层含意。

二、叙事视角转换的原因与目的

   （一）现代性书写的需要

   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关键节点，其重要目标之一是突破古典小说单一全知视角的局限，以多元叙事方式展现现代人与社会的复杂图景。在《祝福》中， 鲁迅将以现代思想武装自己的归乡知识分子“我”设置为叙事核心，其视角已不同于传统小说中凌驾于故事之上、掌控全局的“上帝视角”，而是带有鲜明的个人观察、主观判断与情感波动的叙事。[2]

   这一视角转变具有双重意义。在叙事形式上，“我”对祥林嫂命运的观察始终伴随着认知局限与情感矛盾，“我”虽试图以启蒙者姿态剖析民众苦难，却在面对祥林嫂关于有无魂灵的诘问时显得无力与逃避。这种“不可靠叙事”打破了传统叙事对权威性与确定性的追求，契合现代文学对真实与真相的重新界定。从思想表达层面看，“我”的视角将叙事重心从单纯的情节讲述转向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刻洞察与社会现实的冷峻反思。例如，“我”对鲁镇祭祀场景的观察， 通过外聚焦视角下程式化的细节描绘，与内聚焦视角中“我”内心困惑的相互呼应，既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僵化本质，也折射出启蒙者在传统秩序面前的困境。

   此种视角转换不仅是叙事形式的革新， 更是鲁迅通过叙事艺术回应当时“人的觉醒” 与“社会改造”的时代命题。它在深化对封建礼教批判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启蒙困境的思考力度，彰显了现代性书写的深度与复杂性。

   （二）启蒙困境的隐喻表达

   在《祝福》中，内聚焦视角以“我”的主观认知为核心，深刻揭示了启蒙知识分子内在的软弱与迷茫。文中反复出现的“说不清” 这一表述，正是此种困境的集中体现：当祥林嫂以近乎绝望的姿态追问魂灵与地狱之有无时，“我”先是“悚然”，继而以“说不清” 作为含混的回应。这一回答不仅反映出“我” 作为新思想接受者在知识体系上的不完整， 更暴露出“我”在精神信仰层面的动摇与危机。“我”本应是真理的传播者与蒙昧的驱散者， 却在祥林嫂的诘问面前陷入失语。这一困境不仅是个体的认知局限，更隐喻着新思想在当时社会尚未真正扎根，而旧有观念仍深植于民众心理结构之中。启蒙者既未能彻底否定传统观念，也未能以新的价值体系为“祥林嫂”们提供精神依托，从而陷入进退两难的现实困境。

   与此同时，外聚焦视角的运用则进一步揭示出民众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蒙昧。在祭祀场景中，鲁迅通过近乎白描的客观叙述， 呈现众人对祥林嫂的排斥与冷漠。当四婶慌忙喝止“你放着罢，祥林嫂！”时，这几声呵斥不仅将祥林嫂推向绝望的深渊，更在周围人无动于衷的表现中，凸显出封建礼教对群体道德的侵蚀。外聚焦视角并无主观情感的介入，却正因如此，更深刻地暴露出封建秩序对人性的异化——它不仅剥夺了个体尊严，更使民众丧失了对他人痛苦的基本感知与同情能力。

   这两种视角的交织使用，共同构建出一幅启蒙理想与现实困境相互交织的图景，既批判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也揭示出封建思想在社会深层结构中的顽固存续。

三、叙事视角转换的方式与契机

   （一）时空节点转换法

   《祝福》以年关“祝福”仪式作为核心时空节点，构建起现实与回忆交错的叙事框架，实现了视角的自然转换与叙事层次的纵深延展。在叙事开端，内聚焦视角从“我” 的主观认知切入，借助如“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等细节描写，[3] 逐步展现归乡者眼中鲁镇年关的特定氛围。在此视角下， “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构成叙事核心，既表达出对故乡既熟悉又疏离的复杂情绪，也为后续视角的转换埋下伏笔——“我” 作为具备现代意识的观察者，其认知局限与情感矛盾，不仅串联起现实与回忆、个体与群体，更成为推动叙事发展的重要纽带。

   随着情节发展，时空节点在“我”与短工谈论祥林嫂死讯时发生转换，叙事由此切入对祥林嫂过往经历的追溯。此时，视角由内聚焦转向非聚焦与外聚焦的交替运用：非聚焦视角借助卫老婆子、四婶等人物的转述， 以碎片化信息拼凑出祥林嫂被迫改嫁、丧子等人生悲剧；外聚焦视角则以冷静客观的笔触，刻画她初至鲁镇时的外貌特征，以及被婆家劫回时的挣扎情景。这一视角转换依托于“祝福”这一特定时空背景，热闹的节日氛围与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形成对比，祭祀仪式的喧闹与祥林嫂孤寂的死亡遥相呼应，形成较强的叙事张力。

   这种叙事视角的转换不仅丰富了文本的结构层次，更使《祝福》超越线性叙事的限制， 从多维度揭示封建礼教对个体在肉体与精神层面的双重摧残。同时，它也隐喻了启蒙者在历史与现实夹缝中所处的两难境地，最终实现了叙事形式与思想主题的深度融合。[4]

   （二）对话触发机制

   在《祝福》中，人物对话构成视角转换的重要契机，推动叙事视角实现多维跃动。当祥林嫂发出“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一诘问时，原本局限于“我” 个人认知的内聚焦视角被骤然打破，叙事随之转向非聚焦视角。这一转换使文本得以超越具体人物关系的微观层面，进而从宏观角度对生死观与信仰体系进行哲学探讨。

   祥林嫂的提问不仅体现个体对死后世界的困惑，更成为映照整个群体精神困境的镜像——他们在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中本能地寻求精神解脱，却始终无法获得确切的答案。非聚焦视角通过碎片化信息的拼贴与开放式思考空间的营造，将这一问题提升至对封建文化体系的整体性批判，揭示其不仅在现实层面摧残民众的肉体，更在精神领域使其陷入虚无与迷惘。

   四叔在得知祥林嫂死讯时斥其为“谬种” 的对话，则成为转向外聚焦视角的关键节点。叙事此刻从人物内心世界抽离，转而以冷静客观的“镜头”聚焦于鲁镇祭祀仪式的场景。这一视角转换将四叔的评判置于程式化的礼教背景中，通过对祭祀活动机械、重复的描写， 凸显封建礼教的等级秩序。外聚焦视角以客观的叙述视角，将这种压迫性社会结构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使“礼教吃人”的本质在客观场景的静默呈现中得以更深刻的揭露。

四、结语

   《祝福》通过内聚焦、外聚焦与非聚焦三种叙事视角的灵活转换，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艺术风格。这种视角转换不仅是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创新与突破，契合了五四文学革命对现代性书写的内在要求，更在深层次上承载了鲁迅对封建礼教的系统性批判、对启蒙困境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人性与社会问题的多维探索。通过多重视角的交织运用，文章引导读者从不同维度理解祥林嫂的悲剧命运， 进而揭示封建礼教对个体从精神到肉体的全面压迫。这一叙事策略不仅展现出鲁迅在文学形式上的探索精神，也体现了其以叙事介入现实的思想自觉。时至今日，《祝福》所呈现的叙事经验，对于当代学界研究现代文学叙事技巧、思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与深远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