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四年这场雨，比以往都要猛烈持久。有网友戏称，今年春夏之交，广东就下了一场雨，从清明直到五一。想必是，有朋自北方来， 雨过天晴。满满的缘分，满满的行程，满满的陪同，满满的收获。第一天，从樵园到康园途中，我讲述了自己在葛仙镇的那些事儿。他们说， 你可以写成小说啊。于是，我就真的写了，读者朋友们不能太当真，也不可不当真哦。

一

   “据说那里没有青草。怕什么！我们都有四条腿，能跑！”这是跟我同生肖的大学同班女同学，写在我毕业纪念册里的话。

   我们当年那些“90 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高校毕业生）， 相比今日真正的90 后，单纯天真得多。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刚从惠河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满以为能够被上调省里统一分配到据说是“富甲全国”的富山，好比中了福彩。

   同为粤中地区的惠河和富山，相距不到两百公里，交通非但不像今天市市通高铁这样便利，而且连绿皮火车也没有，有的只是每天几个班次的长途客运。

   三人同行，中文系的我，还有另外两位校友——数学系阿智、英文系阿耀。如此“中数英”三人组合，由惠河进军富山，大家一路乐开花。

   到了富山客运站，一看班车时刻表：我们要去报到的葛仙镇，每天只有早午两趟车，里程接近五十公里，用时却要两个多小时。午班车也刚刚走了。

   正当我们抓耳挠腮的时候，几个摩托佬围过来，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说，去葛仙镇。

   “很偏远的，还得轮渡过海（广东人称江为“海”），最快也得一个半钟。”他们似乎都不愿意去，或者想要抬高价钱。

   又有另外几个摩托佬围过来，“去葛仙镇吧？三十元一位。”

   这价钱，可是我们仨人从惠河坐汽车来富山的总价啊。

   “两个人同坐一辆车行不行？多少钱？” 数学系的阿智脑瓜子灵光一些。

   “可以，但两个人同一辆车也得二十五元。重量不一样，还担心碰到交警查车，得绕小路走。”

   我说：“算了，我们还是一个人一辆车吧。”

   花了将近两个钟，我们总算赶在下班前到了葛仙镇教育办公室，中年男子谢主任接待了我们。他对我特别关照，说镇里有两所中学，一中是老牌学校，靠近镇中心；二中是刚办不久的新学校，比较偏远，可以任我选。他对阿智和阿耀说，他们两个都去二中。

   “哪里更需要我，我就到哪里。”

   谢主任看了看我的报到材料，对我轻轻一笑，说：“哦，你还是预备党员啊，那就三个人一起到二中去吧。”

   二中距离镇中心大概有七八公里，在一条泥沙路面乡道的尽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四周都是农田。

   黑咕隆咚的乡村之夜，虫鸣猫叫更衬托出二中的寂寥。

   次日，五六个新教师集中见面开会。散会后，阿智和阿耀问我昨晚睡得怎么样，有没有听到什么。我说：“挺好的啊，发生什么事情了？”

   阿耀说：“我们英语科组有一个刚来报到的女教师，整个晚上都没睡，流泪到天明。”

   “怎么回事？”

   “怕！”

   “怕什么？”

   “怕黑，怕虫，怕猫。”

   “这些有什么好怕的！我们老家乡下不都是这样的吗？”

   “你说得轻松。人家可不比我们几个都在农村长大，据说她自小一直都在广州城里读书、生活。”

   “那她干吗不留在广州，跑来这里？”

   “具体情况还不太了解。有人说，她听闻富山富裕，没想到葛仙镇这样偏僻，学校条件又这么差。”

   阿智连珠炮似的插话：“确实超出我的想象，比我老家还差！要是很多人都冲着待遇来的话，那也不知道一个月到底能拿多少工资，而且地理位置、校园环境那么差，就算能多一点点钱，肯定也是没有人愿意来， 来了也是想尽办法要走的……”他接着又对我说，“阿东，哪有像你那么傻的，有更好的路子不走，哪怕是一中，也应该会比这里好得多吧，起码是在镇上。”

   “既来之，则安之。”我笑了笑。

   报到第一天就哭了整夜的那个女教师， 次日一早就离开了这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甚至连她的姓名、胖瘦、高矮，大家都没有什么印象。

   陆续还有新教师来报到，美术、音乐、体育等各个学科都有。

   阿智和阿耀问我怎么看。我说，总是要有人来，也总会有人来的。

   我反问他们是不是很后悔，想逃离。他们说不知道，随风飘荡、随波逐流、随遇而安……

   “看来你们这‘三随’有些消极啊，有违我们师院的校训哦。我突然有个想法，我们三个校友一同在校园里种棵树，怎么样？”

   “好主意！”英语老师阿耀脱口而出。

   …………

   十年之后，这棵树亭亭如盖。我虽然离开了葛仙二中，但阿智和阿耀他们还在那里。我也经常回去看望他们，看望我们当年一同栽种的那棵树。

   二十年之后，葛仙二中不在了，那棵树还在。

   三十年之后，一百年之后呢？

二

   葛仙镇整整十年，毫无疑问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在这里，我号称“一支笔”， 并因此第一次坐上飞机，第一次到了首都北京，率先享受了福利建房的特别待遇，还差点儿进了党政办。在这里，我实现了自己最得意的“科计划”，组建了美满的家庭，生下了后来成为北大高才生的女儿。在这里， 我还当上了镇人大代表……

   那一年，暑期将至，我带着一份来自北京某家杂志社的邀请函，忐忑找到镇文化站的刘站长，心想能否得到一些经费支持， 前往首都参加一场新诗研讨会，主要是时间很紧，算起来要乘坐飞机才能赶得上。刘站长很热情和蔼地接待了我，还把镇教育办公室的李主任也叫来一起商议。李主任开口便发问：“他们怎么会知道你、邀请你？”我惴惴不安地回答：“我投过稿，发表过一些诗歌。”刘站长说：“我们镇还是第一次有业余作者受邀进京参加这种高层次的研讨会，看看要怎么样支持支持。”“时间是在暑期，不影响学校工作，我态度上表示支持。”听李主任这么说，刘站长不再吭声， 当即拨打电话：“徐书记，二中有个陈老师，想应邀去北京参加文学研讨会，时间上有点紧，要坐飞机的话，费用高一些……” 放下电话，刘站长稍微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们给你一千元经费，回来后凭发票再办理报账手续。”我激动得浑身颤抖。一千元！约等于我们当年两个月的工资，相当于那时候广州到北京往返机票的价格。

   镇里要集资兴建教师楼了。我已成家， 刚做了父亲，便报了名。按照一套三室两厅一百平方米七万元的优惠价格，首付百分之四十，得先一次性交两万八千元。这在当年“万元户”时兴不久的情况下，尤其对于我们外乡来的教师来讲，算是“天文数字”了。别说家里支持，父母兄弟姐妹甚至其他亲戚， 不用我们支持就谢天谢地了。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副校长欧哥主动说要借两千元给我，有个学生家长梅姨开了个小五金厂，也主动送来了一万元，反反复复说，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

   最后一次动员大会，也是现场工作会议， 分管教育的邓副镇长出席。讲话结束，他现场对教育办负责人发问：“还有其他实际问题吗？”教办分管政工人事工作的张副主任站起来回答：“有个别老师首付都不够，怎么处理好呢？”邓副镇长问：“谁啊？”张主任说了我的名字。邓镇望了望坐在第一排位置的我，说：“是你啊，能拿出多少算多少吧。”我面露愧色，心存感恩。

   某日，学校最年长、资历最老的一个政治老师，神神秘秘告诉我：镇党委想要从学校里物色一名“笔杆子”，调阅了我的人事档案，还找到他了解我的情况，估计我很快会被调走，得做好心理准备。我一边感谢他， 一边对他讲：我更适合端文教饭碗。大约过了半个月，这个同事又神神秘秘告诉我：现任镇委书记退休了，新书记上任，你很可能又没戏了。我笑笑说，我从未入戏。

三

   在葛仙二中，乃至葛仙镇，欧哥都算得上一号人物。他不姓欧，名字里也没有欧， 为什么叫作欧哥？斯人已逝，但这至今还是个谜。

   论家底，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哥完全可以坐享一部讴歌牌高档车，但他偏偏总是踩一辆老式笨重单车，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吱呀吱呀进出校门。

   记得欧哥调任葛仙二中副校长前来报到时，就是踩着这样一辆破单车，晃悠晃悠进校门。新来的门卫六叔吆喝他停下，盘问找谁。他说自己姓马，来报到。六叔怎么也不相信，打电话给何校长。何校长来到门卫室，跟这位新搭档握了握手，寒暄了几句。六叔这才很不好意思地低头弯腰道歉。

   这位马副校长却很不以为意，挥挥手说： “今后叫我欧哥就得了。”

   想不到“欧哥”的称谓，从此果真在葛仙二中全体师生当中被叫开了。

   调任二中之前，欧哥是葛仙镇另一所老牌中学的教导主任，提拔到二中当副校长， 据传有不少反对声音，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 为了帮扶二中这所地处“西伯利亚”的乡镇学校，目的无非就是要提高升学率。

   可是，像他这样一个十足“农民教师”、超级“老土校长”，能有什么高招把二中这样一所偏僻落后学校的升学率搞上去呢？

   每天早上，欧哥几乎都是第一个到校。他那辆“宝马”的尾架上，经常绑着一把镰刀。对此，我们一群外乡来的教师总觉得不可思议。难道这就是他治校的“绝招儿”——“镰刀治校”？

   后来，我才从了解内情的本地师生口中得知，欧哥标配的这把镰刀，是他每天上班前或者下班后，顺路割鱼草用的。他不仅是教书的能手，还是半个养鱼专业户，他可以坐享讴歌车的家底，正是靠着多年以来起早贪黑的养鱼副业打下的基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位于经济发展前沿地带后端的葛仙镇，在加工制造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时代大潮中，相对而言仍然算是一片“净土”。欧哥更是这片“净土” 之上的“耕读之人”，经年累月坚守自家田地、鱼塘，中师毕业后任教小学全科直至初中思想政治，种养教书，闻名乡镇。

   欧哥这样一位新来的“老农”政治教师、“老土”副校长，颇有知识分子风范。长期在当地文教系统工作的何校长，以及我们几名从全省各地高校统一上调分配过来的年轻教师，起初打心眼儿里瞧不上他，对他的种养闻名绝对能够“貌相”，对他的教书闻名几乎可以“斗量”，一个中师毕业的“土老八” 又能有多少斤两？就算是他任教的班级考试成绩好，那也无非就是靠嗓门儿大、样貌凶， 乃至那把标配的镰刀震慑调皮捣蛋的学生。

   那时那地那生源，做老师的确要像当警察。管不住学生，站不稳讲台，出不来成绩。尤其我们外乡来的年轻教师，不懂粤语，处境实在尴尬。

   久而久之，我们发觉，欧哥的教学，确实有一套，那就是朴实管用的“养鱼教育论”。他经常讲，教育嘛，跟养鱼一个道理，关键在于两样东西：合适的草，足够的氧。像我们高等院校毕业、正宗科班出身的年轻教师， 当然不会不懂先人孔圣人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等经典理论，以及教科书上读啊背啊、抄下来考过来的教育学、心理学专业术语，但我们的确不会或者还没能像欧哥那样将“养鱼”跟“教育”联系起来。

   我们也曾不止一次去听欧哥讲课，不听还好，听了更加云里雾里，瞠目结舌。他不仅仅满口方言土语，更要命的是课堂四十五分钟，往往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甚至基本上全程都在“东拉西扯”，整个课堂简直就像是一眼鱼塘，学生们则是你一言我一语笑着闹着，犹如活蹦乱跳的各类鱼儿抢草吃…… 最后，欧哥总会用他那十分经典的“欧式动作”——连击三掌，布置作业，下课“收网”， 好比撒网捕鱼，网顶一收，鱼入囊中。

   我们戏称他那是“欧式教学”，我们外乡“秀才”哪里学得来，我们既不懂“割鱼草”， 又没有“增氧机”。

   那个年代，在珠三角地区，我们外乡来的， 无论省内省外，不管从事过什么职业，通常自我感觉良好，总以为不是猛龙不过江，但在我们心目中“土老八”的眼里嘴里，偏偏我们才是“捞佬、捞仔、山仔”，时不时还会有少数比较调皮的学生，背后不叫我们“老师”而叫“捞仔、山仔”。

   为此，欧哥曾经在不同场合，特别是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严肃批评学生对我们外乡来的教师使用不尊重的称呼，强调：“冇咗‘捞佬、捞仔、山仔’！”

   欧哥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有时周末， 他会特意请我们几个“捞仔、山仔”吃粤式早茶，跟我们“煲冬瓜”（即聊天）；每逢“干塘”（即抽干池塘水捉鱼），他总少不了叫上我们几个外地教师到家里一起吃“打边炉” （粤式火锅），或者送几条鱼到学校宿舍教我们怎么蒸、怎么焖、怎么焗。

   得知我向葛仙镇教育办公室申请调动， 欧哥坚决不同意，还搬出乡镇领导放出狠话来，说要是谁放走了我，就不再支持谁。

   我约他喝茶、吃饭，他看我一眼，不吭声。我到办公室找他谈，他说要备课批改作业， 有事下班再聊，可一下班他便急匆匆回家了。甚至在学校里远远看见我，他也绕道走了。有一天，太太告诉我，欧哥找她，板着脸， 低下头，开口讨要之前主动借给我们的那两千元。

   我俩最终还是调离了葛仙镇。再次见到欧哥，是二十几年之后，我俩从阿智和阿耀那里获悉他病危，回去探望他。见到我俩， 欧哥只是不停地流泪，嘴里断断续续发出模糊不清的微弱声音，在场的人都听不明白。

四

   “满意，好满意！”

   “什么好满意？”

   “科计划。”

   太太看了看我，又轻轻地推了推，见我睡得正香，会心一笑，又看了看、轻轻地摸了摸睡在我俩中间的小宝贝。次日，太太笑问： “你的科计划做好了？”我不知道她有特指， 正儿八经地回答：“做好了。”“还满意吧？”“满意，好满意！”太太扑哧一笑，说我昨晚梦里也是这么说的。

   后来，梦话被几个与我们很要好的同事得知，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妻子、孩子、房子都有了，票子也开始多了——富山给我们老师涨工资了，幅度挺大的，每人每月涨三百元，据说有报纸在头版发了简讯。于是，全国各地尤其江西、湖南附近高学历优秀人才蜂拥而至。但与此同时，下海经商也时兴起来，有的学校一度允许教职工停薪留职。

   我们这些本省外市的“老姜”似乎不辣——起码没有早些年那么辣了。我向学校提出申请，要去进修深造。领导们都不同意让我去参加学历进修。我转念一想：干吗非得向学校申请呢？我参加自学考试不行吗？ 甚至，曾经的下海念头，在汹涌澎湃、财源滚滚的市场经济热潮中，又被重新唤醒。不过， 这很快就在父母的担忧、妻子的规劝，特别是女儿的依恋中慢慢消退。

   镇人大换届选举，学校有一个代表人候选名额，实行差额选举，我完全想不到自己竟然会是两个候选人之一，另一位是跟我同姓的本镇教育系统资历很深的骨干教师。我心想：这不就是把我摆上去“被差额”嘛。正式选举那一天，记得是周六休息日，我在自己的选票上写下那个同事的名字，投进票箱后便踩单车到邻近的一个镇上去了。傍晚回来，我看见，选举结果张榜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姓名。

   某天下班后，一名陌生女性找上门来， 给了我几份比较凌乱的手写材料，说是要请我帮她写一封举报信，接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过来给我，说：“这是一千元酬金，事成之后再给一千元感谢费。”

   我有点心动了。迟疑了片刻，没接她那个信封。

   “我在邮电局工作，认得你是中学老师， 经常来取稿费。写东西对你来说，肯定不是难事。如果两千元不够，可以再多给一些。就算告不倒那个人，这钱我也不会讨回，你也没必要顾虑其他问题。”

   她要举报的那个人，是另一名候选人的堂姐，村委会妇女主任。举报的主要事由， 大体是该妇女主任当选得不光彩，还经常仗势欺人。

   “你给的材料，我要再看一看；你说的情况，我也得多了解。”我不好当场回绝她， 只好随口敷衍两句不痛不痒的话。

   两天后，我把材料还给她，告诉她我家里有事，要请一段时间假回乡一趟，实在帮不了她。我建议她可以直接到相关部门反映问题，用不着找我或者再找其他人帮忙写信。看上去，她很不高兴。

   教学楼下，门卫六叔猛喊：“陈维东老师， 听电话！”

   我跑下去，问：“哪里来的电话？谁找我？”六叔答：“镇教办的李主任。”我既惊喜， 又忐忑。

   “陈老师，你们几个春节返乡探亲的交通补助费收到了吧？”

   “收到了一笔，是补发去年的？”

   “就是今年的，哪有什么补发。”

   “好像不对啊，我在镇人大会议上提出来的。”

   “你为什么要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

   “往年一直都没有给我们发，我要替我们外地教师反映上去，我会跟进这件事的。”

   …………

   直到离开葛仙镇好几年之后，我跟一位也曾在葛仙二中工作多年的同事喝茶聊天， 他无意间说起来，在我提出调走之前，教办李主任就曾经放出话来：二中那个陈维东如果申请调走，我会烧炮仗送他走！

   阿智和阿耀当时正好也都在场，看了看我，尴尬一笑。我随即给他们分享了自己近期创作的下面这篇小小说《雨夜》。

五

   夜半，太太肚子阵痛剧烈。身边的我， 原本就半睡半醒。阿妈睡在另一个房间，几乎与我同时警觉起来，连忙起身，走了过来， 问了细节，凭着经验，说是今晚必须上医院， 顶多再过一天半天，太太就要生产了。外边， 刮着风飘着雨。楼下，停放着我那辆半新半旧的二手五羊牌自行车。

   葛仙镇，素有富山“西伯利亚”之称， 到市区直线距离不过三十多公里，但直至九十年代初也还没有一条能够直通的公路， 中间又隔着一条大江，东西两岸往来还得靠轮渡。从市区到小镇，每天仅仅早午各一班车， 而且必须绕一个半圆，横跨邻近三县三镇， 路程足足增加一倍。小镇的夜半，不可能有公共交通。我们的学校，还不在小镇中心。

   幸好，离学校两三公里有个墟镇，墟镇上有家小医院。我只能和妈妈一道，撑着雨伞， 扶着太太，走去医院。

   春寒料峭。自己同时爱着的两个人，两个同时爱着自己的至亲，在这样一个雨夜， 我们仨踏着一样的步伐，伴着春雨般柔和的节奏，默默地，默默地，行走在通往一个新生的夜里。

   “妈，记得我也是夜里出生的吧？”

   “是啊，你出生的那个夜晚，也刮风下雨，不过是在大热天。那时农村里生小孩， 基本上都是请乡村卫生所的接生婆到家里来的。镇里当时叫公社，就算有小医院，一般也没有妇产科，县城才有，普通人家不会去， 也去不起。”

   听到这里，我沉思，身体稍稍贴近太太， 一股暖流和辛酸同时涌上心头，思绪在妈妈口中的那个雨夜与当下情境之间飘来忽去， 浮想联翩。

   两个同时爱着自己的人，还有太太肚子里的孩子，生活、工作在这地方，万一雨夜半路孩子有个闪失，万一墟镇小医院技术不过关，万一再有其他万一……陈维东啊，陈维东！你还敢想下去？

   “东，你在想什么？”妈妈和太太都发觉我好像走神了，几乎异口同声问了起来。

   “没，没想什么。这大半夜又下雨，还要你们走路那么辛苦，也担心我们的小宝贝万一心急，没到医院就要出来，那该怎么办？ 心里有些不好受。”

   “用不着太顾虑，小宝贝现在不怎么乱动啦，应该是累了，感觉这小家伙又想睡了。再说，离预产期不是还有一个星期嘛，我想不会那么快吧。”

   到了医院，一名姓蒋的中年女医生接待了我们一家。她得知我夫妻俩都是老师，还是自己的老乡，特别热情周到，用家乡话跟妈妈拉了几句家常，叫我们母子在她值班室里先坐着休息休息，又亲自倒来热水，接着马上替太太安排了产房，关上门说要全面细致地做做检查。

   阿妈和我睡意全无，在蒋医生值班室聊着聊着，聊到了我三岁时的一段往事。那也是在一个雨夜，我突发急性水痘，高烧得厉害，浑身打冷战，口闭眼合，状况危急。阿爸赶紧叫阿妈把一根手指塞进我嘴里，并给我灌了家里常备的惊风散之类的中成药，随后赶紧推出红棉牌破单车，“吱呀吱呀”奔向家乡当时的“人民公社”医院。雨夜路上， 破单车反复几次不是松了把，就是掉了链或者刹车失了灵，相当危险！约莫一个钟头才到了医院，可大门紧闭。阿爸阿妈只得大喊救命，里头依然毫无动静。阿爸按捺不住急性子臭脾气，就用破单车猛撞门。一会儿， 值班医生睡眼蒙眬出来了，劈头盖脸先来一句：“大半夜的大叫大喊，还撞门，弄坏了， 你们赔得起吗?”阿爸当下㨃回去：“你值班睡大觉，有人喊救命竟还慢吞吞，小孩的命， 你赔得起吗？”阿妈一边扯了扯阿爸的衣角， 一边不停地向医生赔不是：“医生，实在对不起，孩子发高烧快不行了，我家的急躁， 冒犯您啦，您就看在三岁孩子可怜的份儿上， 赶紧救救我孩子吧！”医生也没再多说，看了看、摸了摸躺在阿妈怀中的我，见我口中咬着阿妈那根带着好几排血红牙印的手指， 突然冒出几句话：“幸亏你这个当妈的精明， 一路让孩子咬着你手指，不然你这孩子嘴巴紧闭张不开口就没得救了！”

   这时，葛仙镇一家小医院里，一个新生儿呱呱坠地。一阵清响的哭声，点亮了又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雨夜！

六

   看了我这篇小文，阿智和阿耀都默默无言，若有所悟的样子。

   他们突然又问起我那个同班女同学的情况。我说，她比我早两天报到，去了葛仙一中， 第二年就跟一个分配在邻县县城的同班同学结了婚，调到县城一所小学去了，传闻没多久便离了婚，以后一直单身，很少有人见过她， 同学聚会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葛仙镇的那些人和事，就先写到这里。东北朋友说，因着文学，我们数千里有缘相聚， 这次粤吉面对面交流，只是一个逗号，接下来就是省略号，永远都没有句号，只会“粤来粤吉”。他们返程的时候，广东这边的龙舟水又来了，也将持续一个月，但不会一直下个不停，有风有雨也有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