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哲权老师,是平湖诗坛的一员老将。近日,要开赵老师的作品研讨会,我一直在思考为赵老师的作品研讨会写点什么。静下心来,想想赵老师,思绪一下就回到了四十年前那个夏天的乍浦海边。
初识赵老师
我认识赵哲权老师快四十年了。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八五年的平湖“八月诗会”,地点是乍浦环卫招待所。我清晰地记得,招待所的门口,正对着老沪杭线,房间窗后是一片菜地和隐约可辨的乍浦城墙残壁。那次,伊甸老师作为嘉宾,为我们讲授诗歌创作心得,让我激动得好几天都没睡好。那时的伊甸老师年轻帅气,戴一副金丝边眼镜, 意气风发,浑身散发着诗歌的光芒,是我心目中如徐志摩一般的偶像。我很崇拜伊甸老师,这份崇拜一直延续至今。感谢伊甸老师,激发了我对诗歌的热爱之情。
就在那次的“八月诗会”,我有幸认识了诗友赵哲权老师。了解到赵老师是全塘农村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热爱诗歌创作,常在广播、报刊上发表作品。这让初出茅庐的我激动不已,更是对赵老师高看了几分……
那年九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从嘉善坐火车到省城,去杭州大学报到。在杭大,我怀着对文学和诗歌的热爱,加入了学校举办的《树人》文学社、《晨钟》诗社、“校学生会记者团”。那会儿,我正青春飞扬,激扬文字……也算是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其间写了不少诗行,写信寄给赵老师求教。赵老师总是一丝不苟地帮我修改,并叮嘱我:你应以学业为重,掌握好规划建设专业知识, 回来把平湖建设好,这才是你最美丽的诗作!
我谨记老师的谆谆教诲,沉下心来,不再好高骛远,潜心做个规划师,将来踏踏实实地把诗歌写在大地上。
我珍惜和感恩一九八五年的诗会,有幸初识赵哲权老师,他教给我做事作诗的道理: 作诗先做人。
相识相知
每次大学假期回平湖,我总想方设法去见见赵老师。和赵老师真正的交往,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建设局工作之后。那时,正值赵老师从全塘的农村学校,调到城里的“教工之家”工作。那会儿我刚参加工作,业余生活就两件事, 要么约女朋友去看电影,要么去朝阳路赵老师的宿舍,看老师发表的诗歌或听老师谈论诗歌创作。慢慢地,俩人变得热络起来,非常投缘。我常毫无保留地向赵老师敞开心扉, 畅谈工作生活中的喜悦和烦恼,赵老师也总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循循善诱,为我化解谜团, 指明前行的方向。赵老师,就是我人生奋斗的一个路标。
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赵老师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也很重。那时,社会上开始流行做点小生意。赵老师有朋友在出版社工作,需要推销一批挂历。我自告奋勇,在春节临近之际, 与赵老师骑着自行车,驮着一大摞挂历,奔走于平湖的乡间巷陌。一两个月下来,也赚到一些“外快”,乐得我俩喜上眉梢。在艰辛的生活中,我深切地体悟到:生活,并不全是诗歌这般美好,必须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
赵老师为生活忙碌的那份辛苦,时刻感动并激励着我。
有一件事, 我埋在心底已有三十多年,一直没敢跟老师提起。在我的收藏品中,我珍藏了两张赵老师誊抄的精美卡片。一九九〇年初,我的岳父在民政局任副局长, 兼任县地名办副主任,负责主编《平湖地名志》。晚上回家他常加班审稿,餐桌上常摆满抄有地名条目的小卡片。我惊讶于这些清秀隽丽的小楷字,如印刷一般工整。在我的追问下,岳父慢条斯理地告诉我:这是“教师之家”赵哲权老师抄写的,抄一张劳务费五分钱。我唏嘘不已,一双会写诗的手,竟为了生计去做个抄写工。现在我理解了,因为这两个月来,我晚上也一直忙于《嘉兴景区景点导游词》一书的编辑工作。不是为了钱, 而是别人对你工作的认可,也可以让你在平淡的日子里,去专注做一件事,沉浸于一个新的世界。
后来,我和赵老师的交往愈发频繁。他为学生、朋友、亲戚在城区买房、摆摊、找工作的事,常找我商量,能不能帮帮忙…… 我后来发现,有时麻烦他人也是友情的催化剂,说明关系很亲密。能打扰别人,其实是友情已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从这些琐碎的交往中,我慢慢认识了赵老师的为人品行:他低调保守,认真执着,热心友善,勤劳好学, 睿智诙谐,当然也有点固执,讲话爱唠叨, 有时批评人也不留情面。
成为忘年交
我和赵哲权老师的缘分,也来自和老师家人的交往——师母,还有老师两个优秀的儿子赵矛和赵盾。
我来自钟埭农村,到城里工作后,朋友也不多,结婚后有事没事就喜欢往赵老师园丁新村的家里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赵老师两个儿子相继上了大学,后来大儿子结了婚。只要老师家一有喜事,我总乐意搭把手, 是否能帮上忙我不在乎,我是想用行动报答对赵老师的知遇之恩。后来我有了儿子,等儿子会走路了,我也常带儿子去赵老师家玩。师母特别喜欢我虎头虎脑的儿子,使劲儿逗我儿子说话。我儿子也是少年老成,五岁那年,突然对师母讲:“做人,还是要靠自己。” 冷不丁的一句“人小鬼大”的话,愣是让我们大家笑出了不少眼泪。一晃儿快三十年了, 如今这小子也算学业有成。去年春节,儿子从法国科学院博士毕业,已进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专注于他的气候环境研究。赵老师每每碰到我,总会关心我儿子的学业,儿子的成长时时牵动着老师和师母的心。二〇二三年六月,儿子在上海出席第七届地球系统科学大会,作完报告回平湖探亲,我问起他小时候去赵老师家玩耍的情景,他竟说不记得讲了什么,但印象深刻的是赵老师家堆得满桌满地的书刊报纸。是的,赵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嗜书如命,不拘小节的老学究。
和赵老师交往多了,就变得更加亲近, 我们不久便成了“忘年交”,俨然已是自家人。
二〇〇〇年以后,由于赵老师的大儿子在嘉兴工作,小儿子在杭州工作,为照顾小孩, 他就搬去了嘉兴居住,有时又去杭州,所以很少回平湖了。
赵老师很保守,记得那时,他很少用手机, 联系他要打住宅电话,很是不便。他为帮衬两个小孩,照顾孙辈学习,很少与我们联系。我们作协有活动,相互问起赵老师行踪,大家都摇摇头,露出无奈的表情:赵老师失联了。直到二〇一二年以后,赵老师才用上了手机,我们的联系才恢复常态。尤其是四年前, 赵老师赶时髦般开通了微信,我们的联系变得愈发频繁。每当太阳升起,我出去晨练时, 总不忘在微信上给老师问个早安。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在我们平湖作协主席詹政伟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于二〇〇七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旅欧漫记》;二〇一五年又出版了上下两册的散文集《琦思妙悟》。这三本近二十万字的散文小册子能够结集出版,其中的艰辛和不易,赵老师是深知的。初稿出来, 我请赵老师一遍遍地帮助修改、校对、润色, 他为我书籍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在《旅欧漫记》成书过程中,赵老师了解我的行文风格,不时鼓励我在叙事中来几句顺口溜,放一点“插科打诨的调料”,以增强游记的可读性、趣味性和故事性。
记得在写作《琦思妙悟》的那段艰难时光,我把一篇篇初稿打印出来,在与赵老师取得联系后,我们像地下情报人员,常常到嘉兴与平湖的交界处——新丰的雀墓桥公交车站接头,交接书稿。因为赵老师不会开车, 他来平湖开会办事,经常坐公交车。只要在平湖碰上赵老师,我总是乐意开车送他回嘉兴。我很享受并珍惜在车上俩人近一个小时的交流互动时间。在车上,我俩无话不谈, 从工作生活到文学创作,从身边的趣闻轶事到人生态度,既投机又尽兴。老师是一个不愿多麻烦别人的人,所以我的送行一直是“半途而废”,到雀墓桥车站为止,这成了一条不成文的“铁律”。
自一九八五年结识赵哲权,叫上第一声“赵老师”开始,至今已近四十年。赵哲权老师早已成为我人生的导师。我一直默念着老师对我的好,对我每一步成长所倾注的心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如果让我说说对赵老师为人处世的印象, 我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这样一句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赵老师在诗歌及儿童文学上的创作成就, 于平湖作家群乃至浙江省内是有口皆碑的, 他的儿童诗和朗诵诗,在省内外也是颇有名声。在嘉兴文坛,是老前辈了。赵老师的诗歌清丽隽永,充盈智慧,读来朗朗上口,耐人寻味,富含哲理,一直激励着平湖诗坛的一代代文学新秀。赵老师做人做事谦卑低调, 有时让我为之抱不平,而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诗歌,不过是个人的涂鸦而已,不可当真,也不可当饭吃。”
赵老师《假如没有风》的诗歌结集研讨会,要不是在其学生(也是我的同学)张典先生几番软磨硬泡下,恐怕还得再延期。张典同学几次来电,要我为赵老师的诗歌研讨会发个言。我向来嘴拙,怕说不好,便认认真真地梳理一番,写下这些文字。为了能赶上研讨会,我也放弃了本应去浦江大学参加同学聚会的活动。我知道,我的到来虽无足轻重,但于我心里,我必须慎重行事。这是我对恩师赵哲权的认可和敬重。
现在每次看到赵老师,见他精神抖擞, 匆匆忙忙的样子,我感到尤为欣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人的生命不仅袒露在岁月和年龄上,有时也刻画在对另外一个生命的影响,在他人心目中的位置和回响上。
赵老师,你是我心中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