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干二支十七斗，给东四十二条写信，坚持了十二年。

   两个地名近乎数字，因为梦想，被我写在同一个信封上。

   东四十二条，在北京，肯定赫赫有名。我在收信人地址写上“北京市”，紧随其后写“东四十二条”，地址就算填完整了。下一行写“《儿童文学》编辑部”，是收件人。地址如此简单，那边却一定能收到。

北干二支十七斗，是我家，籍籍无名，我不敢写在信封上，要是东四十二条按这个地址回信，邮递员就不知道该送到哪里了。我得精确到省、市、县以及乡镇，村名就不用写了，写上“元新小学”即可。长长的一大串地址，能把人看晕。可是，谁要是来找我，依那个长地址去找，照样会找晕。村名和学校名字，都是新取的，迄今三十年了，知道的人也没有几个。你问路， 没人说得上来。

   海子滩引来黄河水浇地，修了好多渠，一条南干渠，一条北干渠。干渠下分出支渠，北干渠向北，依次五条支渠；南干渠往南，一共六条支渠。每一条支渠上，又分出若干斗渠，把黄河水输送到垄渠，最后流进农田里。北干渠，二支渠，第十七条斗渠，灌溉了一千多亩黄沙地。我家在这里，叫元新村。有个小学校也在这里，叫元新完全小学，我在小学里教书。四千多个日子里，我一直在，几乎每天重复在家和学校两点一线之间，往来折腾。有人找我，先找到北干二支渠，再找到十七斗， 就找到我了。数字化地名，冷漠干巴，不文艺， 却科学。可是，我是孤独的，就像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一样，从故乡离开，就消失于无形。很少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更不会有什么人越陌度阡，前来寻访。

   那时候，我十七岁。老实，木讷，懦弱。上完了初中，没打算上高中，我升学考试都没参加，就随家迁到了黄河灌区。现在想来，我那时年少，和大多数人年轻时一样， 心里充满了“出逃”的欲望，躁动不安。年轻的心里，有一种生命力，在我不自知中推我向前，却不知又将去往哪里？我眼前一片迷茫，又急不可耐。恰巧，政策在召唤，家庭要迁徙，带我“逃”出大山，到了沙漠边， 让我误以为到了目的地，就像《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一家到了马孔多。此后十二年， 打庄窠，盖房子，务习庄稼，像机械一样劳作， 不知道将来该去做什么。

   村上新修了小学校，要招代课教师，村干部动员我去参加考试，于是我就去考了。考试内容是小学五年级期末试卷。十几个人参加，我考了第三名，前两名入选。学区区长主持考试，考完后对我深表惋惜，说学校若再招代课老师，我就不用考了，到时可以免试录用。

   被“候补”为代课教师之后，日子仍在慢慢流逝。我百无聊赖，甚至拜村子上一个老笸篮匠为师，跟他学编笸篮。我爹有梦未竟， 想让我实现。他年轻时买过许多医学书，锁在柜子里，那时就拿出来给我，鼓励我学医， 于是我像模像样地学起来，半夜三更点了煤油灯，背汤头歌诀。

   过完年，学校缺人手，我于是进了学校， 当起了孩子王，一当十二年。十二年，一言难尽。能做下去，做了十二年，只因我骨子里安分，给件事就做，且总想尽心尽力做好。但能教十二年书，却也是因为一直没有教好。直到有一天，感觉该做的都做好了，不辜负村上人的期望了，我才敢离开。如果要我找词儿概括一下，该是“奉献”“敬业”“坚持” 这几个词吧？这些，都是我在那一片土地上坚持了十二年，慢慢所学到的。

   给东四十二条写信，开始于那时。我生于山村，读书少，读杂志更少，读过的书刊屈指可数。《儿童文学》算是其中之一，印象最深，恰好我又在当孩子王，就悄悄写了些文字，年少无知，不无编造之处，美其名曰“小说”，从杂志目录页上抄了地址寄过去。不久收到编辑退稿，对方还写了退稿信， 寥寥数语。我备受鼓励，着实当回事，坚持往国家级期刊投稿十二年。稿子投过去，大多石沉大海，我却不能自知，拿出锲而不舍的精神，继续写，继续投。以至于心有所系， 直到如今，仍常常于梦中到《儿童文学》编辑部去，见以前所寄文字，都变成了铅字印刷出来。编辑们肯定对我有印象，时不时给个“优秀读者”，甚至让我发过两篇短小文章，也算是《儿童文学》给了我安慰：写不好， 却要坚持投，精神可嘉。

   初学写作时，听人说要写在方格稿纸上， 便以为方格稿纸是高档货。实际情况是当时也很少见到，自己又没钱买。后来能买得到了， 用起来也非常珍惜。每有文字，都正楷抄写， 不敢潦草，怕编辑看不清楚。

   我不后悔，若不是那样用傻劲儿磨自己， 就连现在这样子，怕是也磨不出来。

   我不仅磨我自己，我把梦想也“强加” 给学生们，给他们订杂志，让他们读课外书， 鼓励他们写作。见孩子们有好文章，改过一番之后就寄出去，几乎能每投必中，经常在《小学生优秀作文》《故事作文月刊》上发表或获奖，甚至有学生在《儿童文学》上发过一首小诗，收到鲁迅文学院少年作家班发来的邀请函。孩子们有成绩，对我是鼓励。我曾引用一首打油诗自嘲：“天下文章数三江， 三江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数我弟，我为我弟改文章。”这背后，也有一点点自豪。

   后来，有人偶尔会来北干二支十七斗找我，也无正事，只为和我说说话。其中一个叫李浚，一边在工地砌砖，一边写诗；另一个叫李湛春，是粮站临时工，写文章，也搞摄影。因为在报刊上见过我的名字，就来相访。现在想来，文学热闹过后，突然一片冷清， 他们也一定孤独。那时，我为生计所累，清瘦，苍白，满眼迷茫。来访者回去，也许会想一个问题：生活究竟骗了谁？一个人独行， 不会发现自己孤独，当遇到旅途中另一个跋涉者，就会为印在他身上的沧桑所触目惊心。多年之后，我们仍然保持着这种交往，淡如秋水。还有一些人，一直没有见过面，后来见了，心生欣喜，说一声：“哦！是你。” 

   更多时候，我在想生存的问题。在那块地盘上，想把日子过下去，而且过好，真不是件容易事。我和别人一样，挖空心思想从土地上增加收入。不但种了粮食，还要跟风种各种经济作物，有时押对了宝，能多卖几个钱，有时行情不好，搭上力气还赔钱。

   除种地外，我们尝试过多种方式，企图改善生活。我妈养了头老母猪，下了猪娃子， 等到出槽，我就捎在自行车上去卖，在陌生的村庄走街串巷。进了村就扯开嗓子吆喝， 狗儿们听见了，围上来跳着脚扑咬。好对付的，一蹲身假装拾石头，就吓跑了。难缠的， 能撵着车子尾随老远。猪娃子价格时高时低， 我们很少赶上好行情，总是卖不上好价格。好在喂老母猪尽用些残汤剩饭和饲草，摊不了什么成本。我们家养过奶牛，早上四点多， 我和父母起床挤牛奶。我甚至围起个大院子， 想办一个养牛场，但最终因种种限制没有办成功。小打小闹养了十多年，直到我在外漂泊快结束时，才劝父母卖了所有的牛。养牛没有改变困境，徒为父母增添了许多辛劳。如今想来，心有愧疚。

   在土地上摸索多年后，我深知一亩土地能回报给庄稼人的实在太微薄。于是我想离开土地，到别处讨生活。从有这个想法，到下定决心，经过了好几年时间。在决定之前， 我一直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离开土地我该去哪里。

   当我说出这个想法时，正是盛夏。有一天，我戴着草帽，领着年幼的儿女，在打麦场上看草贩子用机器打草包。想着即将去往未知的地方谋生，心里竟生出许多伤感，觉得以往十多年，还是幸福的。我对这田园生活， 无尽地留恋着。

   离开土地，已然二十年。在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中，累了，知道有一个地方可回去， 有父母，以及土地在。

   在镇子上开店，我依然舍不得放弃土地， 坚持种下去。到后来，推行土地流转。我和大部分人一样，把地包了出去，到别处谋生。

   离开村庄，走着走着也会累。累了就想： 如果有一天，谁一声令下——各就各位！我就回到北干二支十七斗。这位置，属于我。